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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一项政策 让中国失去500年

发布日期:2019年05月17日   文章来源:最爱历史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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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图来自电影《倭寇的踪迹》

  一

  当明朝大海商汪直(1501—1559)被拉到杭州一个港口处死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扇自己两耳光,为什么信了徽州老乡胡宗宪的鬼话。

  但浙直总督胡宗宪也是没有办法。

  为了平息东南沿海的“倭患”,胡宗宪与汪直的海商集团斗智斗勇多年。两人互相影响,竟然产生了共同语言。

  汪直做过盐商,后来加入海上走私集团。随着势力和威望攀升,成长为东南海域、乃至日本一带的海上一哥。

  最鼎盛时,汪直拥众十万余,大小船只无数,自称“徽王”。过往的船只,都要打着“五峰”(汪直,号五峰)旗号方能通行。

  然而,关于汪直的身份,朝廷和民间的认识却出现了撕裂。

  汪直自认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商人,经营海外贸易,既能赚钱,又能为国家守卫海疆。因此,他还曾自称“净海王”,海氛澄清,边疆无事,有他的一份功劳。

  任何时代,朝廷不能容忍任何私人武装的存在。于是,汪直毫无争议地被官方定性为海寇。纵容?合作?都是不存在的。

  胡宗宪正是作为汪直的死对头,来到东南任职的。

  在长年的斗争中,胡宗宪颇有些被汪直“洗脑”的嫌疑。他逐步认识到,只有开放海禁,才能彻底平息沿海海寇,所以想改剿为抚。

  胡宗宪与汪直谈条件,许诺其不追究前罪,并开放海禁。

  有了总督大人的包票,汪直进入杭州,畅游西湖,就这样被诱捕了。

  胡宗宪立马上奏,一心想兑现他的承诺,请求皇帝免汪直一死,让其充当沿海防卫,以安倭奴人心。

  奏疏刚发出去,地方官员闻讯,纷纷传言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才为其求情。

  胡宗宪吓傻了,赶紧派人追回那封奏疏,重新发了一封。在新的奏疏里,胡宗宪措辞严厉,说汪直是制造沿海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罪不可赦!

  这一刻,汪直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将画上句号。

  讲这段史实,不是为了八卦这一对徽州人的恩怨,而是为了说明:在明代,对待海洋的态度,关乎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无论你是商人还是高官。

  支持海禁,抑或反对海禁,是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

  汪直的崛起与死亡,胡宗宪的反悔与自保,都被裹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路线之争中。而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将预见一个庞大帝国终将衰落的肇因。

  1559年,汪直被处死的那一年,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降生了。

  同年,伊丽莎白一世加冕为英国女王。英国在她的治下,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国。她因为纵容和扶持海盗集团的扩张,后来被称为“海盗女王”。 

  二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1840年那场堪称“国耻”的战争,中国是怎么输掉的。

  原因当然要从1840年以前去找。事实上,当英国军舰出现在中国海域的时候,战争的结局就已经写好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近代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是怎样逐步形成的。

  之前,我从人才、科技、武器和整体观念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解读。现在,我想从海禁的角度,追溯这个问题。

  没想到,这一追就追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头上。

  在朱元璋之前,中国从未有海禁政策。远的不说,在老朱建国之前的宋、元两代,均以开放著称。

  宋代的皇帝,无论如何荒唐或恐惧战争,经济意识却都十分超前。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构成,其中源自进出口贸易的市舶收入亦十分可观。

  相比之下,明初的商税年收入,仅为北宋时的1%,可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老朱建国后的倒退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皇帝都奉行实用经济理性,不但不禁止海外贸易,有时还特别提倡和鼓励。

  元代基于大一统的开放性,较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南粮北运中采取了海运。

  由于元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当时的经济中心在江南,这就需要启动南粮北运工程,将江南出产的粮食运输到京城。

  隋代以后,南粮北运基本都靠漕运,即通过大运河运输。但元代从1282年开始海运尝试,历经十余年的冒险和试错,终于找到了一条经济、安全、快捷的航线,从浙西运粮到京师,只要十多天时间。

  从此,海运与元代统治时期相始终。

  更深刻的变化随之而来。因为海运的昌盛,促进了元代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航海技术、造船业的大发展。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感慨,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的海上强国,将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但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亲手葬送了中国的海运之路。

  具体来说,朱元璋建国后,数次发布禁海令,包括将各地市舶司撤掉,颁布法律,规定片帆不许入海,民间不许贩卖舶来品,也不许将圈定范围内物品贩运出境。违者,最高将处绞刑。

  朱元璋为什么要逆历史大势,实行海禁呢?这就涉及统治者的自私了。

  明初海疆不靖,张士诚、方国珍等原本占据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后,残余势力逃亡海上。这些海上反明势力,被定性为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既然剿杀不尽,朱元璋想到的办法就是禁止人民通海,一来与反动势力隔绝,二来是想从经济上切断反动势力的补给。

  总之,为了大明政权的稳定,海洋经济以及沿海人民的生计,都可以牺牲,而且必须牺牲。

  如果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终其一朝而止的话,那中国也就失去三四十年,不至于失去数百年。

  但是,他是朱元璋,是开国太祖,他的话和政策被尊为“祖训”,变成国家的最高意识形态,后世子孙都必须严格恪守。

  这就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祸害两个朝代,影响极坏。

  三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在他之后,海运由盛转衰,海运与海禁进行了长期激烈的博弈,中国逐步由对外开放走向了闭关锁国。

  这中间的历史颇多曲折反复,海禁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但统治阶层的观念禁锢却越来越严重了。

  明成祖朱棣时期开始,郑和七下西洋,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我们一直以此自豪,说中国人的远航,比哥伦布、麦哲伦早了一个世纪呢。

  但是,两者具有可比性吗?郑和的远航,是去海外宣扬盛世王朝的德威,要四夷遣使来朝,称臣纳贡。这是服务于明朝的朝贡体系,政治性远大于经济性。

  这个理念跟近代的殖民主义迥然不同,不仅不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反而是去做赔本买卖。

  说白了,郑和下西洋就是撒钱去的,撒完了,换些奇珍异宝、异域风物跟皇帝交差完事。

  可惜了中国那时航海技术与造船工艺的世界领先性。这得益于宋、元的传承。但在郑和之后,中国在海洋世界的荣光慢慢褪去,再回看历史,大家才惊觉,这竟是一次无可复制的回光返照。

  到了明宪宗时,皇帝想派人第八次下西洋,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站出来阻止。他先把郑和当年出使西洋的档案资料藏匿起来,准备销毁,然后劝谏说,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刘大夏说出了郑和下西洋的本质——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但他没有进一步想怎么去重新设计这个传统项目的效益,而是直接叫停了。

  明朝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进入了一个彻底守成的阶段。私人的海外贸易,这条路早被朱元璋堵死了;如今官方的朝贡体系,也坐等四夷来朝,而且经常任性,要么对朝贡口岸时开时停,要么对某国实施经济制裁,敕令“尔等别来了”。

  此时的明朝还是世界第一大国,然而,这样一个保守的老大哥,在近代化的前夕将会把整个东方世界带向何方?是带往大海星辰的征途呢,还是带进沟里?

  嘉靖一朝(1522—1566),中国的海禁进入史上最严时期。嘉靖帝的政策,居然比“祖训”还要严得多,简直是比朱元璋还要朱元璋。

  肇因其实很无厘头。嘉靖二年(1523),日本一下子来了两个使团,都想跟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明朝政府根本没有人了解日本国内情况,不知道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别说来俩,来四也很正常。大明官员摆出一副“我们只承认一个日本”的姿态,导致两个使团为争正统,在中国家门口打起来了。

  这场使团仇杀,最后殃及宁波、余姚等沿途官民,被政府扣上“倭寇侵扰”的帽子。

  大明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搬出“祖训”是最高指示那一套说服皇帝。嘉靖帝一怒,都别搞了。于是连市舶、朝贡口岸都关闭了,省得生事。

  官军出动,在海上巡逻,缉捕出洋走私者。以走私起家的海商们,和靠权力寻租获利的官绅们,这下都坐不住了。

  他们暗中联合起来,武装反抗缉私官军。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战争,开启了。而在史书上,反抗者都被贴上“倭寇”的标签。事实上,大家都是大明的子民。

  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势力最强,与巡抚浙闽的朱纨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二人均被俘。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这不啻于在浙江、福建的沿海豪势富贵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炸开了。

  两地的豪门大族开始反击,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

  求情无效,被俘者96人均处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出动,弹劾朱纨。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成了待罪之徒。

  朱纨无限感慨:“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衣冠之盗,指的是那些主张开放海禁的朝野士大夫。

  朱纨陷于绝望之中,自知民愤极大,“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喝下毒药自杀。

  这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表面看来势均力敌,各伤五百。但在十年后,继承许栋崛起的大海商汪直被诱捕后,胡宗宪明知海禁才是制造所谓“倭寇”的原因,但他为了自保,却不敢说出来。

  可见,支持海禁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峰。

 

  ▲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基本都是中国人假扮的。

  四

  物极必反。1567年,隆庆帝继位。一名福建官员斗胆上疏请开海禁,居然获准。

  此后,私人海外贸易仍受到各种限制,例如出海要有“由引”(即凭证),船数和贩卖物品都有限制,而且不准前往日本。不过,私人出海贸易毕竟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这在整个明代应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在明朝历史上,“隆庆改元”颇有几分改革开放的意思。这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朱元璋建国以来两百年,明朝以物换物的赔本买卖,到此时难以支撑下去。用史学家杨念群的话说,明朝的经济肌体循环中,逐渐出现了“白银中毒”的症状。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白银都是最硬的通货。白银需求量剧增,而中国本土出产白银甚少,无奈只能通过海外贸易换取。据估算,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10000吨,世界上发现的白银,最终绝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

  晚明的经济狂飙,与海禁松弛关系巨大。但这不能归功于政府的作为,恰恰是政府的无能为力,才开创了一个经济的新时代。

  一个弱势的、失控的集权政府,造就了经济繁盛的局面,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那么,朱元璋的“祖训”是不是在这时就被抛弃了呢?并没有。中晚明以后的皇帝,没有一个有魄力去更易整套意识形态,相反,“祖训”时不时以各种形式复活。

  在政策制定这种形而下的层面,“祖训”被暂时搁置不议。但在思想意识层面,“祖训”永远是核心,是灵魂。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绘制了《舆地山海全图》,朝廷官员看到了:中国竟然不在图的中央,尼玛,这是邪说惑众啊!

  利玛窦情商很高,重新绘制了一幅《坤舆全图》,献给万历帝。这次,中国被他放在了世界中央。

  但背地里,他却在书中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

  正是“祖训”中潜藏的这种中心主义、唯我独尊的“自信”,慢慢害了中国。

  不仅如此,利玛窦还惊诧地发现,“倭寇”凭两三只船就能随处登岸,攻击城镇,肆意烧杀,就是利用了中国人怕海的心理。海路运输既迅捷又节省,中国人却极度害怕海盗打劫破财,宁可循规蹈矩,龟守在内地风平浪静的河道中运输货物。

  他的观察还是相当犀利的。哪怕在名义上开放海禁的时代,他仍能洞穿中国人对于海洋的内心恐惧。这又不能不说是“祖训”两百年规训出来的“成果”了。

  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提出,南粮北运想学习元代走海运,不走漕运。朝廷舆论,整个炸了。关于海运与漕运之争,官员们进行了漫长而又无意义的争吵。

  唯一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元代那种拥抱大海的心胸,从来就未被明代的官僚精英感受到,即便有一两个人感受到了,也会被集体的唾沫淹死。

 

  ▲隆庆年间,官员重启海运的计划落空,运河漕运仍是唯一出路。

  五

  回望历史,晚明畸形的经济繁荣,更像是无根之木。它的夭亡,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分岔口,两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很快到来,而我们一个也没有把握住。

  这就是17世纪40年代和18世纪50年代。

  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西方社会进入资产阶级世界革命阶段。而中国在这个时候,完成了新一轮朝代更替,明亡清兴。

  清朝一入关,推翻了老朱家的江山,却把老朱的衣钵继承了。为了封锁海上反清复明势力,清初几乎没有犹豫就照抄了朱元璋的海禁政策。

  一百年后,18世纪50年代,英国开始爆发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几乎与此同时,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下令关闭了沿海3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通商。

  本来,康熙在战胜郑氏海商集团之后,在上谕中说:“先因海寇,故未开放海禁。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更何所待”四个字,把康熙迫切要求海外贸易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可见康熙还是稍微有世界视野的皇帝,清初之所以照抄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但到了他的孙子,就是真孙子了。

  大概在乾隆十七年(1752),湖北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马朝柱在深山里安营扎寨,名为“天堂寨”,同时宣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

  纵观当时的史料档案,对此事进行复盘,马朝柱基本是后来的洪秀全初始版。他的信徒很快就抓获,根据地也被捣毁,但马朝柱失踪了。

  这就给了各种反清势力神化马朝柱的基础,也成了乾隆的一块心病。他一听到“天堂”“西洋”这种词汇就头大。

  当时,西欧各国不断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亚洲许多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没有证据表明乾隆是否真的相信马朝柱的鬼话,认为洋人会参与到反清复明的谋逆之中。

  但此事的长尾效应恰是,乾隆宣布中国对世界关上了大门。

  只是这一次,再也不是天朝不陪你们玩了,而是天朝被世界彻底抛离了近代化轨道。

  很奇怪,满人入关,一直有怕被当作蛮夷的自卑心理,文化自信严重不足,所以处处模仿汉制,不惜全盘走朱元璋道路。但是,到了洋人面前,汉化的满族统治者就表现出了他们极端的傲慢与偏见,真是把老朱家的自大学到骨子里了。

  有这么好学的精神,转过来学习西欧的开放性与海洋性,1840年的遭遇战在谁家门口打还不一定呢!

  或者说,如果满清承续的是宋代,而不是明代,那么,他们的皇帝是否就能学到宋代对海洋的开放心态,像元代一样,而不会受到朱元璋思想的“毒害”呢?

  可是,历史啊,永远无法重置,只能叹息。

(责任编辑: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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