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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斗士“生命禁区”书写山西故事(图)

2013-10-14 来源:闽南日报

 

在“生命禁区”的合影。

 

在冰河里穿行。 

 

在大雪中挖车。

  近十多年来,山西省发表的科研理论著作获奖的不少,却从没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山西省被国家主席接见的楷模也不少,但是先后被胡锦涛、习近平两位主席接见的人并不多。山西省地调院终填补空白——其参与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集成成果,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地质工作者魏荣珠被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并先后受到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1999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提出,为摸清“家底”,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了“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重大专项,将青藏高原划为重点区域。与此同时,山西省地调院与全国56家地质科研单位奔赴青藏高原。

  2000年-2011年,整整12年间,山西省地调院区调队(下简称区调队)承担了青藏高原两个项目共四个1∶25万国际分幅的区调项目,最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填补了60944平方公里的地质空白区,完成地质填图路线10000公里;搜集各类样品8000余件;查明晚古生代冈瓦纳相地层空间分布的北部界线;发现和确认区内代表古洋盆消亡残存的2条蛇绿混杂岩带;新发现金、铜、铅、磁铁矿、莹石、石膏和浮岩等16处矿(化)点;首次对测区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调查等。

  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汽油消耗了近百吨,车胎修补更换了几百次;抗缺氧、抗严寒,趟冰水喝雪水,雪域沼泽高山峡谷里几番生死——傲人“战绩”的背后,是山西的地质队员们在“生命禁区”谱就的“生命之歌”。

  5000米高山上 氧气吃不饱

  区调队的工作区域,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直至西藏自治区的藏北高原羌塘腹地,其南北长330公里,东西宽210公里,工作区总面积6万平方公里左右,横跨塔里木盆地、昆仑山、藏北高原。

  昆仑山中段海拔2900-5000米,山高谷深、地形陡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藏北高原寒冷缺氧,数万平方公里没有人烟,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据说此处氧气含量与藏南6000米高处氧气含量基本相当,有“高原上的高原”之称。可以说,山西省地质队员们承担了青藏高原上最最艰难的一部分区调工作。“天山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六月雪花飘,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就是他们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

  20余名地质队员每年从山西开着两辆大卡车和几辆吉普车出发,到达新疆叶城县,沿219国道到界山达坂后,再向东行300公里才能到达测区。219国道又名新藏线,始于新疆叶城,止于西藏阿里,是新疆与西藏之间唯一一条公路运输线。它穿越了昆仑山和青藏高原,山上的路多开在悬崖峭壁上,坡陡弯急;山下的路又常在峡谷中穿行,每逢雨季,路基多处被洪水冲毁或被泥石流和巨石堵塞。地质队员们这一路闯险滩,蹚急流,穿峡谷,攀高原,还要承受痛苦的高山反应。

  高山反应是因为缺氧造成的,5000米高山上氧气的含量一般只有平原区的40%。从到达海拔4200米的红柳滩兵站开始,地质队员们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高山反应,头疼、恶心、血压升高、心跳加快、脸色发青,更甚者,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痛苦叫喊声,人软得像根面条。

  进入测区前,地质队员们还要经过最后一个兵站——甜水海兵站。甜水海兵站是全国最高的一个兵站,海拔4890米,地理环境较封闭,周围寸草不生,所以空气流通不畅,气压和氧气含量都特别低,就连过往的部队都很少在这儿留宿。但地质队员们必须适应这个高度,否则在5000余米的工作区就无法工作。

  经历了高山反应适应期后,各种高山反应症状基本消失。尽管如此,在氧气稀薄的高原上,人们总是大张着嘴喘着粗气,就连吃饭、穿衣这样的小事也会感觉到气紧,可是地质队员们却要在这里展开大体力消耗的区调工作。

  9个孤单身影 泥泞中“爬行”

  说起道路泥泞,地质队员们开玩笑说:上高原只做了两件事,挖车和工作。地质队员王权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

  2000年第一次上山时情况特别复杂,很多队员因咳嗽、胸闷、憋气、疼痛陆续被送下山。到7月20日接到下撤命令时,茫茫高原上只剩下了9个人、两辆拉满物资的大卡车和一面五星红旗。大车不断被陷进泥坑,肆虐的狂风裹着雨雪不停地在夜幕降临时侵袭,无处扎营也没法生火做饭,疲惫的他们就着凉水啃干粮,和衣挤在大篷车上睡觉。

  苦闷和绝望充斥着每个人的心,王权说那个时候大家特别想抽支烟,可自从7月26日午饭后,郭建中找到一支烟,6个烟民共同分享后,他们从此就断“粮”了。终于,翻遍每个角落找不到烟的康元顺想出了用砖茶卷烟的办法,于是在每一次寂寞、失望的时候,他们就抽着那呛人的砖茶缓解压力。

  8月1日晨,夜里的一场大雪覆盖了大地,为了赶路大家没吃饭就出发了。驱车前行不足0.5公里,两辆大车先后被陷,而这次他们足足被陷了四天。在海拔5200米的昆仑山上,站在没膝深的冰冷刺骨的泥水里,每铲几锹泥或扛几块石头,人就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像散了架子。

  但也就在这一次,队员们摸清了行车规律:七八月的青藏高原,白天温度最高在10摄氏度左右,凌晨最冷的时候零下10摄氏度,20多摄氏度的温差使地表会冻结20多厘米,可勉强够大车通过。于是,大家赶在天黑前将车轮从泥沼中挖出,等待次日凌晨再动身。

  8月5日凌晨5时他们出发,早上8时赶到万泉河。万泉河宽达400米的河面上,水流湍急,发出可怕的轰鸣声。地质队员不敢冒然过河——如果被陷,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不过,连日的降水,河水必然再涨。

  商量之后,几个人毫不犹豫手拉手踏进没膝的冰冷河水中。小心翼翼地探路,避开了一处处流沙、淤泥和漩涡,终于领着两辆大车顺利通过万泉河。14时,一辆大车在苦泉再次被陷,整个车身横卧在泥坑里一时无法挖出,大家只好在沼泽地上升起五星红旗扎营。

  那天是他们下撤以来行进最远的一天,虽然仅有27公里。为了庆贺,炊事员王小马用仅剩的一棵茴子白给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犒劳连日来的风餐露宿、挖泥推车、体力严重透支的队员们。

  8月8日,对讲机中突然传来了上山救援的魏荣珠等人的声音,他们在营地3公里之外会合,之后顺利下撤。魏荣珠至今也难以想象,仅凭9个人的力量,是如何行程130公里将两辆大车带出了最危险的境地。

  7个和一个 高原大营救

  2000年初上高原,可谓祸不单行。还未到测区,连日挖车劳累,张建中突患高原性疾病——肺气肿,每分钟心跳130次,心悸、胸闷,呼吸困难,手脚冰凉,生命岌岌可危,随行医生郭敏春为他连打两只强心针无效。当时,项目负责人张振福远在山下,魏荣珠当即决定将情况分别用电台、海事电话向上级领导报告。电波立刻飞向新疆地勘局、自治区政府、新疆军区、兰州军区,飞向远在北京的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办公厅。一场牵动四面八方的救援战役正式打响,新疆军区动用直升飞机进行紧急救援。

  然而,区调队被困羌塘腹地,海拔5140米,因为空气稀薄,直升飞机在此降落后将无法起飞,必须紧急将病人送至海拔低于4500米的地方才可实施空中救援,最近的地方就是西藏自治区日土县。于是,7月27日,魏荣珠和五位身强力壮的队员以及队医郭敏春组成护送保障队,带着一辆战旗车和一辆后开门俗称“大屁股”的吉普车上路了。原本不够清晰的测绘路,经过多日暴雨、大雪洗劫更是难以辨认。在一望无际的沼泽、冰山消融的河水中行车,陷车更是难以避免。

  这是一场硬战、恶战——每天陷车达数十次,大家不断进行挖车这一简单而又繁重的体力劳动。身上所有的衣物都湿透了,困了裹着冰凉的湿衣打个盹,身体不舒服就服几片药,手脚和小腿冻烂泡肿,但目的地遥遥相距。

  已走四天了,距新藏公路还有100多公里。当日下午过河时,战旗车一下冲进齐腰深的河水中,整个车厢内顿时充满了水。紧急将病人背上岸后,魏荣珠带领大家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试图挖车无果。不能再拖延时间,魏荣珠随即决定“弃车”和部分物资,集中乘坐“大屁股”携带剩余食物继续进发。

  8个人挤在一辆车上,穿行在无垠的雪域高原上。午夜时分,车又深深陷进龙木错附近的泥潭里。这一次,无论怎么挖,车下、车旁的泥都会像源源不断的泉水涌出来,紧紧咬住汽车轮胎不放。

  已经是第五天了,携带的药品、食品告罄,第三只也是最后一只强心针打给了病人张建中,高原反应的症状有些缓解,却又出现严重的腹泻、咳嗽,而其他护送的队员也不同程度患上了感冒、腹泻、咳嗽等疾病。

  郭敏春绝望了。她和丈夫吴仲华(也是此次地质工作人员)新婚不久,得知青藏高原需要医护人员,她主动请缨,成了20人中唯一的一名女性。现在最后一点药品也用尽了,看着病人她无能为力。

  茫茫无际的沼泽地,绝望,绝望,无止尽的绝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远处闪现着汽车的灯光。靠近,再靠近,是日土县政府派出的救援队来了,张建中有救了!

  衾如冰团风似刀野外作业如战斗

  高原上填图是区调队的工作重点,为了避开七八月雨季抓住时机完成任务,2001年区调队3月16日就离开山西,4月20日从叶城出发沿新藏线向测区前行。打破了以往上高原的时间惯例,虽避免了陷车之难,但初春的昆仑山时常狂风大作,暴雪突降,全凭司机师傅们过硬的技术闯过了一段又一段险路。5月6日,顺利抵达测区。

  此时的青藏高原满是冰雪世界,吃水只能靠融化冰雪,化出的雪水浑浊不清如泥汤。偶尔找到一股泉水,也是又苦又涩。人在高原上饭量大减,26个人仅吃一小高压锅米饭。

  野外作业时,剖面组有相对固定的临时营地,通常由三名地质队员和司机炊事员共5人组成。需两人拉着绳子两端,一人观测各种岩石、地质地貌特征,一人记录,一人标图,然后再收集各种标本等。常常拿起一块标本就被冻粘在手上,手掌皲裂血流不止。

  其他填图小组一般由一名司机和两名地质员三人组成,带上工具、粮食、行李、简易帐篷,沿着一条填图路线横穿图幅后闭合返回,路线总长约200多公里,需时一周。每个填图小组主要以“打游击”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边走边工作,通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暴风雪几乎整夜呼啸,穿着羽绒服钻进帐篷睡袋中也难以抵御寒冷风雪的侵袭。

  青藏高原上的紫外线强,洗几次脸后就开始脱皮,用什么护肤霜都不管用,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洗脸。随后的几年,大家无论在高原上呆多长时间,一般都不会洗一次脸,脸上自然分泌的油渍和着尘土形成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膜。加之汽油紧张不能常烧热水,大家连洗脚、洗头、刷牙也省了。时间长了,有些队员的下身开始溃烂,这时才奢侈一次,烧点热水清洗一下。“海拔高,工作标准也要高,缺氧不缺地质工作责任心”,环境如此恶劣,但这些山西地质队员对待工作百折不挠,“特别能战斗”。

  油料供给大于天生死时速2000公里

  高原上道路难行,加上严重缺氧,汽车耗油是平原地区的两三倍。2001年5月初,进藏北羌塘工作区后,队员们发现所带24桶油料已消耗过半。按计划要在此地工作两个月,6辆小车、照明,全靠汽油,油料供应不上,不只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连20多人的生活都要受到影响。魏荣珠当即决定,带领司机康元顺、郭建中驾驶两辆大车再出羌塘补充油料。

  出羌塘时非常顺利,但在叶城县装上油料准备返回时,高原上冰雪融化路途极易陷车。但没有时间等,越等越危险。魏荣珠拿出一叠地形图,研究一个晚上,和两个司机一商量,决定改走东线。

  东线从叶城到且末,再经吐拉牧场进入羌塘,路程也是100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一寸公路全是便道,且要翻越阿尔金山、昆仑山,再通过高原多湖地带和多条大河才能到达工作区。

  5月19日,三人开始穿行阿尔金山西麓,窄窄的山路仅能容一辆车通过,有的地方则根本就没有路,遇到两个以上峡谷就只有依靠全球定位仪和地形图仔细寻找路径了。两名司机小心翼翼,车速很低,两车相距不到一百米。到下午5时多,前车的魏荣珠和郭建忠突然听到对讲机里传来康元顺的呼叫声:“快停车,车辆侧翻!”

  魏荣珠打开车门就冲下车。这条山道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好在康元顺的车辆一侧陷入峭壁边的一处泥潭中。车轮还在下陷,车厢内的汽油桶向一边倾斜,车的右后轮已经悬空离地。拉不能拉,垫不能垫,一旦翻车,后果想都不敢想。

  三人一致决定“卸车”。车上其它物资不算,光汽油就满满27桶,每桶150多公斤。在海拔3000多米的阿尔金山上,三个人要把四吨多的物资卸下来再装上去。三个人,两个小时,油桶全部卸完,大车安全开到了十多米外。

  吃了点大饼喝了点水喘口气,再将卸下来的油桶物资装上车。手磨出了血泡,汗水浸透了衣服,呼吸越来越困难,十多米的距离仿佛几十公里长。

  至深夜零时,一切就绪,望望阿尔金山上的一轮弯月,三人继续前行。

  没承想到,四个小时后,车行至一拐弯处,郭建忠的车被陷。没办法,只能卸车。康元顺与郭建忠开玩笑:“你倒不吃亏,我的车卸一次,你也要来一次。”郭建忠苦笑:“难兄难弟,彼此彼此。”

  继续前行,然而在吐拉牧场附近,这一次,两车同时误入沼泽地……

  4天之后,魏荣珠带着一辆大车返回大本营,一个星期之后,坏在贵州大本营附近的另一辆大车也顺利返回。至此,魏荣珠、郭建忠、康元顺三人,历时20天,行程2000公里,历尽艰辛,终于完成补充物资任务。

  追索黑色基性岩不放弃才有新发现

  王致山和吴仲华两位地质队员跑完路线时,在沟中发现了散落的黑色基性岩转石,而周围近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均为沉积岩,前人也没有有关基性岩的记载,此次工作路线也没发现基性岩的露头。他们判断基性岩必来自图幅内的山上,具体在哪里,却一无所知。基性岩的出现意味着有未知的构造、岩浆活动。在高原上稍有活动便气喘不已,上山寻找,那意味着在5300-5400米的雪山上艰难爬行;放弃寻找,就意味着放弃一个新发现。

  去探勘!次日一早他们背上干粮出发了。因为沟中有大量狼脚印,为防身每人拿了一根支帐篷用的铁棍。山坡上是深没膝盖的积雪,只零星露出一块块基岩,沟中是融化了的雪水和巨大的滚石。翻过一道梁,再翻一道梁,还是不见踪影。

  为了不漏掉有关基性岩的丁点线索,两人不时要摘下深色墨镜观察,强烈的雪光刺得双眼红肿、生痛、不住地流泪。几道梁下来,人已精疲力竭。此时太阳已慢慢地隐到雪山后,天色渐暗,远处不时传来狼和牦牛的嗥叫声。

  还剩一道梁没有上,是上还是下?他们犹豫了,下撤,天大黑前就能赶到车旁;上去,要冒夜行雪山的风险。为了不留遗憾,他们还是决定上。当他们竭尽全力登上那座山头时,终于看到了基性岩露头,那份激动难以言表。

  金沙江结合带在藏北的延伸一直是个迷,正是这次发现新线索,为后来的工作打下基础,这也成为区调队在2005年野外验收时被专家认定的一项成果:首次在测区南部发现了蛇绿混杂岩带,并利用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剖面测制和大量的样品对其进行了详细研究,该蛇绿混杂岩带东接金沙江-西金乌兰结合带,是分割松潘——甘孜地块与羌塘地块的结合带,板块碰撞的时代为印支末期-燕山早期。

  他们的这次发现和后来的工作被认为是地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发现。这一重大发现,也成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所取得的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番生死尼雅河发现“蛇绿岩”

  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长约210公里,消失在卡巴克·阿尔斯汗村阿尔斯汗村附近的沙漠里,是国际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梦寐的去处。区调队既没有时髦的探险设备,也没有专业的考古工具,却是最尽职尽责的集探险与考古于一身的地质工作者。

  魏云峰和同伴沿尼雅河谷向南展开地质线路调查。进入河谷不久,海拔陡然升高,先是维族牧工的毛驴挣脱缰绳朝山下跑,接着维族牧工也不前行了,临走时他们告诉魏云峰,十几年前新疆的一个地质员进沟后,浑身是血地爬出来,死在下山的路上,后来就再也没人进去。

  由于多个板块间不断碰撞和挤压,造成了青藏高原第三纪以来的快速隆升,形成了切割深达上千米的峡谷。沟虽长却并不宽,沟窄处仅容一人通过。

  没办法,他们就背上地质包往里走。河水是从雪山上融化下来的冰水,在河水中走得久了,两条腿就会麻木失去知觉。

  下午4时多,尼雅河洪水暴涨,接应人员无法赶到约定营地。两人不敢在河谷里露营,终于发现崖边有个小山洞钻了进去,洞里还有一罐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盐。两人的衣服早已湿透,加上一天没吃到东西,被风一吹浑身直打哆嗦。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温暖对方。

  次日一早,洪水退去,他们才出洞,但却没有等到救援,原来接应人员迷路走进了另外一条沟。两人决定留在洞中再捱一夜,继续向上走。因为,如果他们撤出去就不会再有人来,这就将成为祖国地质上的空白区。第三天早晨,他们又继续向上,直到再上不去。在整整的三天里,他们就是靠着那罐盐维持着生命。

  与此同时,魏荣珠与王根根等人则在昆仑山尼雅河上游地形最为险要、危险极大的深沟峡谷中开展工作。啃干粮喝浑水,晚上就在水边找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铺上塑料布、气垫,钻进睡袋和衣而睡,身边是湍急的河水,夜深之时,水声时大时小,让人彻夜难眠。

  在进入深山120公里翻过一座五千多米的达坂(分水岭)之后,山上寸草不生、风化严重,60度的陡坡,稍有不慎就有滑至沟底的危险。

  但是再难也要穿过尼雅河。从海拔5000米一直下到2000米,他们看到了一块石头上刻着:到此终点。魏荣珠想可能是曾经哪位地质工作者留的标识,然而进来了,总想着多探几米。魏荣珠决定继续向前走,一公里、两公里,之后再也进不去。魏荣珠忍不住感慨:“尼雅河中间那十几公里的空白区,真是谁都难过去了。”

  等到队员们完成任务回到营地,身上多处负伤,嘴上裂着口子渗着血,脸也变成紫黑色,肉皮一块一块脱落,但辛苦没有白费,他们在昆仑山腹地发现了一处重要的蛇绿岩地质现象,为解决东、西昆仑造山带的对比等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质朴地质人翻山越岭的激昂和豪迈

  9月中旬,记者在榆次见到了山西省地调院晋中分院的魏荣珠。之前已看过魏荣珠的资料,1966年生,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生。可亲眼见到魏荣珠,还是吃惊不小。

  身材高大,一副大框眼镜,满身书卷气,不善言辞思维条理,47岁的魏荣珠已是满头华发,更显儒雅气质。到后来记者发现去过青藏的好多地质工作者,头发早白,问起此事,魏荣珠笑笑:“差不多80%的人头发都白了。”

  这是记者经历的最难的一次采访,不仅因为地质队员们都在野外采访时间难约,更因为记者对地质行业的一无所知。尽管提前做了很多“功课”,可是一开始采访就遇到了难题,魏荣珠则耐心地讲解,一遍一遍始终笑着。

  或许是为了缓解记者的尴尬,魏荣珠提议先看看他们当时工作时拍摄的影像。影像中,听到的是呼呼的风声,看到的是漫地的雪山,泥泞的沼泽地;一个个地质队员穿着迷彩服和解放球鞋,不是在冰河里拉车、雪水里挖车,就是在野外工作;偶尔拉近距离,看到的是爬满疲惫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容,头发凌乱、双眼布满血丝、嘴巴裂着血口子……

  其实,这些地质工作者们都是正规的地质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可野外工作时却风餐露宿、爬山蹚水,没有一丝“形象”可言。

  王权、吴仲华、杨月生……一起去过青藏高原工作的地质队员们进入记者的采访视野,十多年过去了,曾经影像中年轻的小伙子,一个个变成了中年人。他们有的是院长、书记,有的是各个岗位的主要负责人,大家聚在一起却没有丝毫的官腔,颇为单纯聊得热火朝天。

  记者问吴仲华:“你妻子是当时上高原唯一的女性,你舍得让她上去吗?”吴仲华憨厚地笑笑:“她身体挺好的,那没什么。”之后再不多说什么。

  在那些凌乱的只有他们自己能懂的惊险经历片段中,记者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们当时工作有人监督吗?那么危险的地方有些不去也可以吧?”

  大家一下愣住了。短暂的沉默后,魏荣珠说:“没有人监督。好像也没人这么想过,大家都挺自觉的。大家都知道自己不去,很可能几十年几百年谁也不会再去。”王权接过话:“其实,大家都挺傻的,也都特别能吃苦,这也是地质工作者必须有的。说实话,在高原上工作,不冒险根本不可能完成工作,好在大家也没出什么事。”

  记者不由想起,一位老记者曾经问山西地调院书记李宝富:这么好的事迹为什么不报道?他的回答是:我们觉得这没什么。

  这是一群质朴的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是他们秉承的优良传统。而他们这个群体却仿佛隐匿在公众视线之外。整整六年战斗在青藏高原第一线,每年至少野外工作六七个月,是他们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填补了青藏高原地质空白区。

  之后几年,在室内进行整理资料、数字填图等工作,直至2010年,山西地调院完成所承担项目的公开出版。在2011年度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集成成果完成,荣获“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魏荣珠本人被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接见。2013年魏荣珠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作为地质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劳动代表,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而今,历时12年的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工作圆满结束了,他们的故事也应该作为史料被记录下来。

  当年热血沸腾的26位年轻小伙子们均已年近半百,说起当年风轻云淡。正如魏荣珠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那样:也许这些故事充满严寒痛苦、艰难险阻,为了地质事业,地质队员们苦了身子,亏了妻子,误了孩子。但是对地质人自己的人生来说,那是充满了翻山越岭的激昂和幕天席地的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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