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总有各方人士在终南山上，寻觅主流社会之外的隐士，往往发现当今所谓的隐士时时刻刻都难逃现代社会的侵扰。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让我们无法释怀的一个群体。他们远离了红尘的喧闹，放弃了功禄的纷扰，带着过人的智慧，用蹒跚而踉跄的步伐走进田野，在青山中长啸，在绿水中吟唱。他们人生的意义，只有青山绿水才能读懂。

　　许多人并不清楚的是，终南山之外，江西庐山在历史上也一直是隐士的渊薮，是隐士的首选之地。

　　庐山隐士数量曾居各名山之首

　　当今的人往往以为，终南山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进退朝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退守之地。殊不知，庐山的隐逸文化渊源更为久远深厚。

　　地处赣、鄂、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庐山，北靠长江，东濒鄱阳湖。如今，这里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海、陆、空”三条黄金立体交叉中心，造就了纵横便利的庐山交通。但在历史上，这里是历代隐逸之士结庐栖遁的绝佳场所。

　　学者徐成志研究称，在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列有全国二十名山历代隐士表，其中庐山一表收列先秦至清代隐士31人，高居嵩山、衡山、华山、武夷山、武当、峨眉等各大名山之首；民国吴宗慈编撰的《庐山志》所列历代名人中，曾隐居庐山者有60人。其实，如果从上古算起至民国，庐山隐士不下百人。

　　如今，在庐山北麓的莲花洞东还保存有刘越洞、刘越石等遗迹，这实际上与庐山最早的隐士有关。这位隐士出现在上古至汉末时期，他就是传说中的匡俗。民间传说，匡俗在庐山遇真人，拜之为师，因得道仙去。庐山自此与隐士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庐山隐士的传说中，又有秦朝十三武士弃官南游，到庐山后十人离去，三将军留山隐居的故事。相传这三人栖息处在庐山南麓灵溪附近，那里曾有过三将军洞。

　　汉代及其以前的庐山隐士多为传说，但汉末隐居在此的名医董奉较为可信。董奉的故事见于《神仙传》，极具传奇色彩。他长期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从不收钱，只要求患者病愈后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数年之后，这里成了一片杏林，后人称誉医道高明的成语“杏林春满”即由此而来。

　　隐士为何选择了庐山？

　　隐士往往独自修行，寄居于尘世之外，悠然自得，不再涉足红尘。那么，为何这么多隐士会选择庐山呢？实际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原因。学者徐成志研究称，晋至南北朝，庐山的隐风逐渐兴盛。东汉以后，社会动荡，战乱四起，国家分裂。士大夫阶层为了逃避祸乱，崇尚清谈，隐风渐盛，庐山的隐士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东晋后期，江南一带沿江豪强并起，山川湖泽多为其所占。庐山滨湖带江，远离都邑，地域广大而出入自如，不但被僧道选为栖禅修真的净土，而且也被士人看做是避士全身、寄情山水的理想境地。

　　华南师范大学肖妮妮在对唐代隐士之所以选择庐山的根源的研究中称，与前代隐士相比，唐人在隐居地点的选择上发生了较显著的变化。据《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统计，先唐隐逸史上，庐山以15人的隐居数量高居20座隐逸名山排行榜之首，远远超出位居第二的嵩山/(5人/)。然而，在唐代，隐居庐山的文人远不及排名第一的嵩山。

　　肖妮妮认为，隐士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逸行为的本质是远离政治，这决定了隐居地点应该选择符合这一文化特质的“在野之山”，即地域上远离政治统治中心。庐山正是这样一座在野名山，它地处江南腹地，远离中原统治中心。即便以先唐历史上隐居人数最多的六朝而言，相对当时的京城/(今南京/)，庐山也并不属于政治中心地区。此地襟湖带江，山深林密，历史上素以风景秀美闻名，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盛誉。唐人赞道：“江南山水，天下无与争也。”但庐山向来只是民间名山，不属五岳之一，并未进入官方系统。

　　到了唐代，庐山距政治中心更加遥远。唐以关陇贵族执掌政权，建都关中长安，庐山距之约二千七百里，距另一政治中心东都洛阳也有一千九百里。交通相对闭塞，信息获取滞后，干谒权贵的不便，给这一时期的隐士选择带来了影响。

　　到了元明清，被视为世外桃源的庐山，在金兵南下时遭遇战乱。南宋百余年中，虽有士大夫退官来隐，但隐居读书、治学之风已逐渐淡去。

　　一门四世隐居庐山百年

　　当今的庐山早已是世界级旅游胜地，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古人的隐居之地充满喧嚣。要寻找庐山的隐逸文化，只能从历史旮旯里寻觅。

　　最早的隐士匡俗，早在周初就在庐山学道求仙。匡俗洞晓地理、天文、人事、玄机。那时，中国还没有道教，他却走进庐山潜心修行，被周天子耳闻，于是屡次请他出山相助。但匡俗屡次回避，潜入深山之中。匡俗其人无影无踪，有人说他成仙去了。后来，人们美化这件事，把匡俗求仙的地方称为“神仙之庐”。

　　当然，最为如雷贯耳的隐士非陶渊明莫属。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庐山著名的隐者还有“翟家四世”和“浔阳三隐（包括陶渊明）”、“髻山七隐”。

　　翟家四世指的是浔阳人翟汤及子庄、孙矫、重孙法赐。翟汤移居庐山，朝廷、州郡多次力邀他出山，他都没同意。他的儿子、孙子、重孙都堪称高士，但都继承祖辈遗志，结庐山顶，结草为衣，不食五谷。翟家一门四世避世隐居一百余年，这在中国隐士史上也是少见的。

　　“髻山七隐”则出现在清王朝建立之初，元、明时几近泯灭的庐山隐士文化突然小有兴盛。张自烈、陶孔肩、吴裕、宋之盛等人不满清朝入主中原，纷纷来到庐山隐居。此时的庐山，一度成为明末遗老们不与满清合作的避世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