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是明王朝统治时期，也是古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时期。明代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海洋紧密相连，前有郑和，后有郑成功，二郑的海上功业，名垂千古。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拉开了中国海洋时代的序幕，成功地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将中西文明交往的重心从亚欧大陆转移至海上。海上事业的鼎盛，彰显了当时中国处于世界航海史上的强国地位。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从海上拉开了帷幕，一个整体世界从海上连接了起来。当海上活动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时，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东西方大规模直接接触交往的时代到来。此时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的变革潜流已成汹涌之势，明代白银货币化构成白银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参与到全球化开端时期的国际风云际会中。17世纪，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促使郑成功在与西方国家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收复台湾，称雄于东方海上。明代海上事业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史上彪炳史册，成就了明代辉煌的国际地位。

　　郑和下西洋：中国与亚非

　　明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变局，横跨亚欧的元帝国瓦解之后，周边大环境处于元帝国崩溃的震荡中。此时，明太祖就已开始在东洋、西域展开全方位的外交攻势，致力于构建一种“共享太平之福”的国际新秩序。密集的外交活动再度激活了联结亚、非、欧之间的陆上和海上通道，一个庞大的国际关系网络开始形成。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航海活动之一，表现在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船舶精良，持续达28年，远航至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航海的崛起，并非自郑和下西洋始，但却是以史无前例的下西洋为鲜明标志。郑和的海上壮举是和平友好的对外交往，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强国地位。

　　下西洋带来繁盛的国际贸易，促发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盛，这一贸易活动以中国为出发地，以印度洋地区为核心，是超民族、国家和跨地域的活动，影响南亚、东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并辐射到北非乃至欧洲。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丝路涉及的地域之广、民族之多，对各国经济、文化产生了影响，对交往范围内的文明交汇起了推动作用，为沟通亚非国际关系作出了卓越贡献。

　　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

　　15世纪后半叶，即明成弘年间，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白银货币化开始全面铺开的同时，也是海外物品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从那时开始，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进入16世纪，西方人东来，采取亦商亦盗的贸易形式，展开对海上资源的激烈争夺，从此海上国际贸易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白银奠定了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但中国国内矿产资源明显不足，故通过海外贸易而得来的外来资源成为主要来源。海外白银输入的主要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研究证明，中国社会的白银需求曾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大开发。中国以白银巨大的社会需求为拉力，以享誉世界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为依托，使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扩展，与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连接起来。确切地说，晚明中国社会面临重大变迁的同时，世界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进程之中。晚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白银货币化印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内部强劲的驱动力，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内生型的，而非外铄型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货币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全球化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郑成功收复台湾：中西博弈中的胜出

　　中外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看法，即认为郑和下西洋后，明朝实行海禁，中国人从此在海上退缩，丧失了海洋发展的机遇，将海洋拱手让给了西方。这种思维定式，其实忽略了这样的历史事实：晚明中国在海上曾有过再度辉煌。

　　倭乱基本平息后，明朝朝贡贸易模式衰退，开启了新的海外贸易模式：

　　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后者标志澳门作为中外贸易的窗口，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贸易模式的转变使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开创运行。

　　随着海上贸易的加速发展，海上贸易的主体——民间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如郑氏集团。郑芝龙接受招抚，意味着其从海寇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海商集团代表跻身于明朝政坛，成为统治阶层中海商的代言人。而海商在政治领域营造了自己的地位，标志着明朝官方对于海商的认可和海商对于国家的认同，二者有了合作的基础；面对海上的无序，重建秩序成为官商共同的利益所在。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即荷兰人）。当时海洋是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国与西方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争。在世界最重要、最具竞争性的海洋场域之一，明末中国重新整合海上力量，平息东南海上乱象，实现了海上秩序的重建。在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时，中国与西方扩张势力在海上正面交锋，郑成功迎击并挫败西方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收复台湾。这说明17世纪仍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方面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崇祯十年（1637）的英国船舰闯入虎门事件，这是历史上中英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碰撞。根据中、英、葡方档案和当事人日记，可以证实当时英国从海上以武力打入中国的企图，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与同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西方世界相比，明代中国在海上仍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