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五四青年节这天，我和我的几十个高中同学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从江城武汉来到湖北随县插队落户。两年后，招工到湖北襄樊棉纺织印染厂到印染车间当了一名配料工。当时我身兼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工段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在青工中比较突出。

　　10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妈妈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听说就要恢复高考了，很是激动。这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开始有计划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高考。”

　　我左右为难起来。当时，厂里把我作为青年骨干着意培养，安排我去襄樊市委党校学习，分管印染车间的于厂长当面对我说：“小谢，你不要走，我们最近正考虑准备给你提干！”以工转干，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对普通工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激励，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最主要的是听说全省有20万考生参考，担心功课掉得太多，短时间补不回来。思来想去，我打算复习一年后再考。

　　于是，我给妈妈回了一封信，表明了我的想法：关于上学一事，一些基本情况都了解。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乐观的。我的态度也就是有就争取，没有则算，事情哪能那么随人心愿呢？这不是没有志气，总还是要现实一些，可能性大一些才好。要不然真是枉然地白激动。再说，我估计自己的功课方面掉得太远太多，似乎可望不可及。

　　妈妈很快就回了信，言辞严厉：今年你一定要参加高考！可以告诉你，今后要想靠我们通过关系把你调回武汉那绝无可能。我现在把话对你讲明白了，机会来了，你自己不抓住，将来后悔可莫怪父母。

　　没想到不久便接到一封电报：母亲病重速归。我焦急地赶回武汉，却发现母亲并没有生病，而是当面向我发出“最后通牒”，同时也鼓励我要有信心。在母亲的坚持下，我最终决定参加当年高考。

　　虽说以往学习成绩很好，但五年后重拾课本，且两个月后就要走进考场，也绝非易事。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得深夜苦学。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鄂西北又常年缺电，宿舍只有每层楼梯的拐角处有灯。楼里住的大多是年轻人，一到晚上七、八点钟，楼道里就坐满了缝衣绣花的青年女工，根本没法看书学习。

　　于是，我只好强制性地调整自己的“生物钟”，每晚早早上床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复习功课。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我每天披着大衣坐到天明。复习的那段日子，我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卷裹得像小面棍似的印刷品，里面全是父母四处搜罗来的复习卷子。

　　12月，我在忐忑不安中参加完高考。一天，同事告诉我：“生活区的大门那儿贴红榜了，你榜上有名！”那时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独自一人悄悄跑去看榜，天哪！自己的名字果然排在第一个，心里那股激动劲儿就别提了。

　　1978年3月，我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武汉大学，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四年时光。毕业前夕，我在工作意愿栏里明确表示：“希望到中国青年报工作。”后来也如愿以偿。

　　选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选单位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国青年报》，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