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寒窗苦读12年的莘莘学子来说，这几天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收到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作为大学寄给新生的“第一封信”，录取通知书上，校训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要件”。
校训是大学的灵魂，堪称大学之“眼”——一所大学自建立以来经过长期办学实践而积淀的校风、教风和学风，都蕴藏在精简、凝练的校训之中。
有研究表明，在教育部公布的112所“211”高校的校训中，“学”出现频次最高，出现在50%的高校校训中；另一个校训关键词是“德”，出现在35所高校的校训中。可见，中国大学校训的特色，不仅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恪尽职守、服务社会的“敬业”精神，更生发出大学在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一最高层次价值中的责任担当。
对大学来说，每年的新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于新生而言，校训，承载着大学的办学理想与价值追求，饱含着一代代学人励志故事。时至今日，这些大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为涵养，成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源泉。
校训，以凝练的方式表达大学的办学理想
走进大学的第一天，或许所有的新生都有疑问：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我将如何开展今后的学习？
复旦大学博士生申宸，记得自己入学“第一课”——第一次去拜访导师，被问的第一句竟是“你知道怎么读博士么？”申宸一时答不上来，无奈摇头，导师遂语重心长道：把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从后往前读。
“思近而问切，志笃而学博。”申宸茅塞顿开：读博原来就是“思—问—志”的过程。
和申宸一样，很多大学生正是从校训开始“解码”一所大学的治学底蕴和校园文化。作为高校“文化基因”的绵延，不同的校训也表征着各个大学不尽相同的办学风格和治学理路。
实际上，在迎接今秋入学的新生前，不少高校这个夏天刚刚送走了又一批应届毕业生。
在今年众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大学校训也同样被各校校长们征引，用以祝福毕业生——
“我们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的解读是，在我们心灵成长的不同阶段，要为心灵和精神而读一些不同的原典。复旦人应该努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维护知识分子的尊严。我们不能做一个冷眼旁观的批判者，更不能成为随意的解构者，而应当是负责任、有担当而又务实的建构者……知识分子应当心有隐忧，心存焦虑，对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这就是我们校训当中所说的‘近思’。”
“带上‘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理念，走上逐梦之路，用理性探寻未知的世界。用超越自身、面向全人类的理性价值追求，诠释交大人的科学追求与人文情怀，肩负起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
“华理的校训——勤奋求实、励志明德。校训精神之要义在于注重过程哲学、过程思维，不因目标高雅而不择手段，也不因手段精巧而忘记目标导向，反对只重目标、不问过程的极端功利主义。希望当你们离开学校后，无论做人做事、立国立家，坚持不寻捷径、不走捷径，做一个目标坚定的笃行者。”
其实，无需说出校名，一听风格迥异的校训，便知不同高校在对其“终极产品”——毕业生的锻造上，烙下的文化印记有多么不同。
南京大学杨德才教授认为，“一所大学尤其是一所著名大学，就是要通过校训这种最简洁、最凝练的方式表达核心价值，通过校训让人了解这所大学的人文精神、办学目标。”
立德树人培育核心价值观校训是重要的抓手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课题组曾经研究教育部公布的112所“211”高校的校训，结果发现，“德”“学”“行”“实”“新”“济世”“强”“真善美”“诚朴勤仁”是9个最常被提及的校训关键字。
在这些关键词中，“学”出现频次最高，为56次，50%的高校校训中“学”是关键字；其次为“德”，112所高校中有35所高校的校训出现“德”字；再次为“实”、“诚朴勤仁”、“行”、“新”。
“学”是大学的根本使命和立校之本，“德”是“以德为先”育人理念的集中体现。中国大学校训的特色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恪尽职守、服务社会的“敬业”精神，更生发出大学在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一最高层次价值中的责任担当。
校训，由来已久。从秦汉儒学到唐宋书院，类似“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表述，展示了各种教育智慧。到19世纪末，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校训更是成了各个大学精神的概括、提炼和凝结。它用最简洁的文字，向学生指明在校期间应做什么，要把自己培养成怎样的人。同时，它还表明这所大学的教育理念。
无论是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经典校训都与大学的精神气质同根同源、共生共荣，成为砥砺优秀青年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也是映射现实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诚认为，在一所大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精练的价值而宣示的校训，其真正的含义需要通过在不同时期制订的办学宗旨来阐释，使之与时俱进地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
以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沪江大学为例。沪江大学由美国基督教南北浸礼会于1906年开办后，其校训定为“信义勤爱”四字，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但在沪江的办学史上，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由中国校长刘湛恩主管校务后，其校训中“信、义”二字的宗教印记逐渐消退，内涵逐渐转变为勇于承担社会和国家责任的完美人格。校训中的“勤”与“爱”便体现在“培养为社会服务并使自己和周围的人具有良好生活品质的人”，即培养对社会有用、对他人心怀善意的人。
在这种办学宗旨下，沪江大学反对把大学搞成获得某种特殊身份的途径，也不盲目制订脱离社会实际需要的、过高的学术标准，而是从培养学生能力、适应学生未来职业需要出发，推行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和“平民化”，重点发展社会学、教育学、化工、工商管理等当时社会急需的专业，使大学的教育走出“象牙塔”。
不少学者认为，领会大学校训，对大学核心精神进行深入解读、精准把握社会文化方向，从而才能更好地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校训是培育青年学子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
“与以往的大学不同，大众化教育变得越来越关注职业，由此给我们带来的现实困惑是：大学的教育目标是刻意提升学生的个人竞争力、为他们做好职业准备，还是着力打造优秀的公民，成就社会的整体福祉？”不久前，在上海理工大学举行的“大学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上，东南大学教授林萍华意味深长地说，以校训作为切入，就大学的精神、核心价值的凝练、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校风建设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与思考，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这些困惑的钥匙。在林萍华看来，校训关乎一所大学的软实力，而校训的生命力，则在于日复一日的践行。
长久的实践是对校训最好的传承
“一国有一国之国风，一校亦有一校之思想。校训就是一校之思想的凝练。校训以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引导学生的成长，持续感召大学生，实现持续育人目标。”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张杰说，在以校训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的召引下，一大批上海交大的师生奋发有为，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四川锦屏山，有一群交大人，在埋深2500米的山洞里，孜孜以求，探索暗物质的奥秘；大洋深处，交大研发的无人探测器，不断突破极限，探寻未知的海底世界。
不久前，同济大学章程刚刚通过教育部核准。在大学章程中，同济大学明确地将“同舟共济”作为学校的校训。同济人对于“同舟共济”，有多维度的理解：之于个人层面，它倡导友爱、互助；之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它倡导的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大爱。这个暑假，同济大学派出多支学生实践团队，奔赴黑龙江、湖南、广东、广西、甘肃、云南等全国八个地区开展“新型城镇化研究”。同济大学团委书记刘润介绍，这次实践活动共吸引113名同学参加，他们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这是同济学子们用实际行动在践行校训，兑现“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承诺。
在这个盛夏，复旦大学志愿者服务队的同学们也启程前往河南、宁夏、四川、西藏、湖南、云南、海南等省和自治区开展支教服务活动。而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中国海外医疗、教育志愿者团队中，每年都活跃着复旦大学志愿者的身影。
据悉，复旦大学八成以上的学生都是志愿者，复旦已在全国建立起近50个志愿者服务站和近40个长期服务基地。
“学生们走向社会，实践自己的知识，是对远大志向的磨炼，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指出，校园文化在青年学生身上烙下终生的影响，成为其大学时代的见证与一生眷恋的情感源泉。学生毕业后融入社会，将校训所凝聚的大学精神辐射到生活和工作的各个场合，使与校训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范围内传播，从而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不竭精神动力。
校训之精神，照亮思想之路
杨玉良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是复旦大学的校训，这个自复旦大学诞生之初就已确定的校训，长久以来一直是复旦师生行为的指针，也滋养着我们复旦师生的精神，照亮我们的思想之路。只要我们梳理一下我们国家的大学学科发展史，就会更加体会复旦校训对于今天我们这所大学的意义。
复旦在吴淞时期（1905-1911）校基未固，6年换了5位校长，依次为马相伯、严复、夏敬观、高凤谦、马相伯。当时复旦在困境中度日如年地求生存，无暇考虑校训之类的事。
1913年1月，李登辉在马相伯等人的推荐下，出任复旦校长。上任伊始，他雄心勃勃，依托校董会，打算募款在郊区购地，筹建永久校园（见1915年以李登辉名义写的《复旦校史简介》）。越二年，适逢复旦建校10周年，李登辉仿美国名校制度，为复旦规定了校训、校标（徽）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就是在这时由国文部的教师从《论语》中挑出来的（其它条目尚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等）。李校长从海外归国不过10年，自知古汉语不如马相伯，便请马相伯选定（马相伯曾助其弟马建忠著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古汉语造诣颇深）。从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便成为复旦学生的座右铭。此后李校长还陆续规定了复旦的校旗、校歌、校庆日和校花（白玉兰）等。
解放以后，由于新中国缺乏工业，因此教育也必然强调经世致用，大力发展工科，所以开始学苏联，把学科分成一个个很细的专业，这样大概经历了十年。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国家自然基金委成立为标志，国家慢慢开始重视基础学科，又到了2005年前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四个同等重要”，开始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到知识的软实力的源头在于人文思想，所以那时候复旦一些教师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人们开始关注完整的人格、关注人类文明文化的全景。我认为，复旦的校训就是传递着这样一种讯息，即呼唤一种跨文化的思想交流，校训的精神与我们现在推进的通识教育高度吻合，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对于我们当前人才培养的目标，即培养学生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全球视野”是一致的。
比如，我们在书院中配导师，引导学生阅读经典，通过大量阅读，与古人“神交”；引导学生展开探究式的讨论，让学生对人类文明许多深刻的问题开展思考，这个过程是师长对于学生的精神引导，正是我们的校训提示我们的。当然，校训还提示我们的为人。复旦的学生往往低调、不张扬，非常好学但是也不那么一付踌躇满志的样子；再看我们的老师，他们即便发表文章讨论一些社会问题，不会显得那么地犀利、也不会为了吸引眼球抛出令人咋舌的论断，而是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近思），提出恰当的问题（切问），为社会提供清澈的思想，我这里强调提出恰当的问题包括：尖锐、关键、直指要害、可操作性。因此我觉得校训中蕴含着老师为人为学为师、学生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理念最基本的道理。
单从字面上理解，我认为校训中的“而”字很重要，所以有时有的人把“而”字省去是不对的，比如博学而笃志，那说明这个“志”是博学基础上的志向，是大志，是鸿鹄之志；笃志必须博学，但有时博学不一定要有志，比如说为了功利的去博学，你看我们的校训有了这个“而”字，显然就是批判没有志向的博学的。另外，有了后面的志，前面博学的博也就不简单等同于知识面宽、博不等于广，而是有一种理念贯穿、强调不同门类学问之间的联系、关联。再看切问而近思，不切问很难近思，因此我特别强调四个词之间的联系。
话回到前面，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思想的力量是惊人的，经过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大批思想家，而当下社会，“资本走向全球化，‘主义’没有全球化”，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主义”出了问题，因此这个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对于科学有着深刻认识的科学思想家，而大学在这个历史阶段肩负着尤其重要的使命，我们复旦的创校先贤在一百年前就通过校训向我们提出了这种要求。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逐步实现，将来我们中国要为世界各行各业输送精英（注意，校训告诫我们，精英不等于高高在上），可以预见，将来中国人会在各类世界组织中担任要职，我们今天的大学要为这个未来做好准备。
这个世纪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时代，这似乎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然而我要强调，仅仅“知识”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思想”。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样都是“双刃剑”。在“工具理性”思维的驱使下，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创造毁灭人类的武器，也可以制造危害人类的“金融风暴”。
近两个世纪以来，由于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巨大成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人类近一两个世纪的巨大发展基本上是基于20世纪以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因此，我更希望在新世纪里，将“知识的时代”转化为“思想的时代”，即成为一个一流思想家和哲学家辈出的时代。
要让“知识”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更需要“思想”！
（作者为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校训之传统与教育之创新
张杰
一所大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始终秉承大学精神，坚持真理，以其特有的创新追求，引领国家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交通大学自创立之日起，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
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有一座铸有齿轮、铁砧、锤链与书本图案的校徽“纪念碑”，上书“饮水思源”四字。在中华大地同宗共生的五所交大校园中，都可寻觅到这座“饮水思源碑”，这是海内外全体交大人对“思源校训”的高度体认与服膺，也是“饮水思源，爱国荣校”这一校训深深植入历代交大人精神血脉的完美传承。
120年前，甲午战败，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盛宣怀抱定“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之宏愿，奏立南洋公学，是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有系统组织之肇端”。创校伊始，首开师范院，继设中上两院，创特班，遣留学，设译院，创“小学-中学-大学”之完整教育体系，成为中国近代分级教育制度的起始。
20世纪初，唐文治执掌校务，为应对实业人才奇缺的困局，他首立工科，创设管科，同时参照西方名校，引国外原版教材、揽外籍专家教师，造就与欧美颉颃争胜的“具一等品行的一等人才”。自二三十年代起，学校顺应科学与工程结合的趋势，突破单一的工科办学模式，扩充为“理、工、管”结合的综合性大学，被誉为早期交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成就“东方MIT”之美名。彼时的交通大学，治校严谨，学风蔚然，人才辈出，培养出以江泽民、钱学森、陆定一、汪道涵、吴文俊、徐光宪、蔡锷、黄炎培、李叔同、邹韬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卓越人才。
1926年10月，交大30周年校庆之际，毕业于南洋公学师范班的校友为母校捐建了一口自流井，取义“饮水思源”。1933年4月，学校37周年校庆时，又有1930届116名学生念及母校培育之恩及他们首先入住执信西斋之利，遂在该斋前捐资建造一座以校徽为中心的喷水池，喷水池中为一石碑，上刻“饮水思源”，是为交大“思源校训”最早之由来。
“思源”一词最早见于北周庾信《徵调曲》：“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所阐发的乃是人类出自于本能的一种最自然、最朴素的感恩回馈情怀。
如果说“饮水思源”只是在“小我”层面的道德诠释，那么“爱国荣校”则在“大我”意义上提升了交大人志存高远、担当济世的人格境界。近世著名国学家、教育家、交大第十四任校长唐文治曾在《人格·学生格》中言：“学生之对于学校，爱情而已矣，有爱情于学校，乃能有爱情于社会，有爱情于社会，乃能有爱情于国家。”此语虽极简约，但从中提炼出来的“爱国荣校”的校训，却深含着儒家仁爱“推己及人”进而“推校及国”的文化要义。
建国之初，院系调整，交大数学、物理、化学、管理、化工、土木、航空、纺织、水利、电讯等主力学科悉数调出，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贡献巨大。仅过四年，又逢西迁，为服务国家大局，交大人捡拾行囊，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拓荒者的奋斗精神，义无反顾，奔赴大西北。六七十年代，为应对美苏霸权威胁，交大人知难而上，服务国防，新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代战斗机、第一艘万吨轮……均烙交大印迹，彰显交大校友智慧。改革开放伊始，万象复苏，交大敢为天下先，首出国门、首受捐赠、首改体制、首建新校区，开全国之先河！
1996年，百年校庆之际，1947届校友江泽民学长提出把交大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期望，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近十年来，交大继续锐意改革，内涵发展，追求卓越，完成闵行战略转移，倡导“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广揽全球硕学名师，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走中国特色之路、世界一流之梦，渐行渐明！
时至今日，新一代的交大人赋予了“思源校训”更为深刻的内涵与意义，它凝聚着交大人对自然、人文和社会深厚浓重的历史观：常思社会历史之源，常思人类认知之源，常思科学探究之源，寻求探索真理、开拓创新的力量源泉。盛宣怀办理南洋公学时就提出：“窃惟时事之艰大无穷，君子以致远为重。”黎照寰校长则教导学生：“才识丰、体力雄，志行高，具此三者，始能任重致远，为国效劳。”2006年4月公布的《上海交通大学章程》提出了学校的使命：“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以传承文明、探求真理、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
“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此必然之理。”交通大学应“维新变法”图强的需要而生，因践行“实业救国”的理想而兴，以“敢为人先”的创举而重新崛起。百十年来，在交大人身上总有一种精神在涌动，那是一种受命于危难挺身而出的不屈精神；是一种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的实干精神；是一种引领潮流、与日俱进的创新精神。岁月流转、薪火传承，这种创新基因已深深融入交大血脉！
大学兴则国兴，大学强则国强。大学之于社会的根本生命力就在于创新。作为知识创新的高地，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追求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交通大学理应辉煌再启，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引擎和动力源泉。
“交通”为名，“大学”为道，作为一所有追求的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之交汇贯通是交大时刻践行的职责、本分和事业。交大人以探索与传播真理为己任，即使前路漫漫，荆棘丛生，交大人始终上下求索，从不懈怠。（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同济大学校训背后的故事
裴钢
“校训”，在英语中称为“Motto”，这个词起源于意大利，有座右铭、箴言之义，用在学校校徽上即是校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现代意义上的“校训”，指的是“学校规定的对师生有指导意义的词语”，是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具体到某一所大学来说，校训建立在这所大学对教育的本质、办学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体现了自身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的特色，它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绵延的“文化基因”。
日前，教育部核准了《同济大学章程》，章程中明确规定，同济大学的校训是“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这个成语来自于春秋时期军事家、政治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孙子·九地》中写道：“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自此，“同舟共济”遂成为表示协力同心、共渡难关的经典成语。
很多人认为，同济大学既然校名取自成语“同舟共济”，那么以之作为校训便是理所应当。但在同济人看来，“同舟共济”校训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它是同济大学自身办学历程和同济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自从1907年同济建校伊始，学校便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
建校初期，教育界前辈、同济校董袁希涛先生对学生们提出殷切期望：“中国之大患，曰贫曰弱，救弱莫若医，救贫莫若工。务望诸君，各求深造，以养成将来救国之人才”。同济人不会忘记，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淞沪抗战开始，8月底，日本飞机轰炸同济大学当时校园所在的吴淞地区，将学校的大礼堂、办公室、工学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及教授与学生宿舍等建筑，尽数破坏。当时的有关资料这样记载：“全校房屋15幢均被炮弹及炸弹轰毁，无一完整者。大礼堂被日飞机掷弹炸穿7个大洞，医学院生理研究馆、中学部、教师宿舍及新筑将竣工之宿舍共被日飞机掷弹炸穿12个大洞，此外，被日军炮弹攻穿与机枪打破之板壁窗户尚不知其数。屋瓦横飞，梁崩栋折，尤以附设工厂大部分竟至塌为瓦砾场。”
自此，同济大学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内迁办学岁月。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学校先后迁往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等地，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直到1940年秋，学校迁往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才稳定下来，开始了5年半的内地办学时期。在此期间，一批批同济师生投笔从戎，浴血沙场，奋战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
同舟共济，也体现在同济与上海城市发展心魂相守。同济因上海开埠兴市而创建，因上海繁荣兴旺而发展。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同济大学成为国内土木建筑领域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工科大学。洋山深水港兴建，浦江大桥设计建造，地铁工程贯通，越江隧道掘进，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研发，苏州河治理……上海城市建设的重大工程，浸透着几代同济人的心血。
同济大学的老校长、两院院士李国豪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决定修建跨越黄浦江的南浦大桥。当时，日本专家提出免费设计大桥，并提供贷款，条件是工程必须由日本公司承担。李国豪让弟子项海帆院士代表同济大学桥梁系的教师给上海市领导写信，力陈中国桥梁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自主完成设计、建造大桥。最后，李国豪提出的“叠合梁斜拉桥”的方案被确定为实施方案，而造价只有日本人方案的一半。
1981年，国家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由于宝钢选址、投资以及一期建设出现桩基位移等方面的问题，“宝钢下马”的呼声很高。时任宝钢工程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李国豪教授经过实地勘察和科学论证，得出“宝钢不能下马”的结论，并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采纳。如今，宝钢已建成中国和世界著名的钢铁工业基地。
“同舟共济”的校训，也包含着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经济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同济作为国内“可持续发展大学”建设的先行者之一，力图通过自身办学思想的调整和示范，加入“可持续发展大学”建设的高等教育趋势之中，并以此作为大学建设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同济大学的教授们纷纷出任园区总规划师、城市最佳实践区总策划师、工程建设总体项目管理、交通灯光总设计等八个方面的总负责重任，先后承担科技部和上海市世博科技专项的170多个项目，生动演绎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
上海世博会闭幕后，同济积极开展“后世博”研究工作，由同济城规学院唐子来教授领衔的规划团队正在推动城市最佳实践区转型为文化创意街区，由城规学院章明教授主持设计城市未来馆改建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使世博会区域的老厂房、老建筑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此外，汶川、玉树地震后的重建规划，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等，这些事关国家社稷和民生的重大工程中，都有同济人的身影。同济把可持续发展理念深深镌刻在祖国山河大地上。
目前，同济大学已经正式确立了“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愿景，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落实在学科、学位和学分上，培养引领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精英与社会栋梁。
“乘扁舟而济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动者，其业也美。”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同济以济世兴邦为己任，力求医工结合、服务社会；民族危亡之际，师生以热血书写青春，以工程报效国家，铸就了丰功伟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同济人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国家繁荣富强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同济大学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就是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光辉历程。
（作者为同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