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文

　　什么才是人世间令人痛苦的选择？

　　其实，痛苦的选择，往往并不存在于泾渭分明的“对”与“错”之间。恰恰相反，当选项可以区分为“对”与“错”时，选择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理直气壮地选择“对”的。真正令人痛苦的，是“对”与“对”之间的抉择。无论怎么选，都有其理由，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选择一个又将伤害另一个。这样，选择又都“错”了。陈可辛导演的新作《亲爱的》，便是从“对”与“对”的冲突切入。

　　这是一个“打拐”的故事。一天，田文军的儿子田鹏失踪了。对于田文军和前妻鲁晓娟而言，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开始了漫漫的寻子之路，其间经历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痛苦、曲折和艰辛。这种痛苦，不仅仅来自于漫长寻找过程中身心的疲惫，更来自于精神的折磨：掺杂着自责、后悔、思念以及失望与希望交替间无数的患得患失。三年后，田文军终于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偏僻山村找到自己的儿子，只是儿子已不认得他了。更令人纠结的是，儿子与人贩子的妻子——这三年来儿子一直称其为“母亲”的李红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他和鲁晓娟却无感情可言。这时，影片的冲突才真正展开。

　　陈可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李红琴贴上“人贩子的妻子”的标签，简单地推到正义的对立面——从商业片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更容易的处理方法。善与恶的截然对立与强烈冲突，可以轻易挑拨观众的情绪，也迎合观众情感宣泄的需求。陈可辛没这么做，他甚至让李红琴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是“对”的。当她知道自己有权领养“女儿”（同样是她已经去世的丈夫拐骗来的孩子）时，她穷尽一切（甚至是肉体）争取，如此卑微如此坚韧，可惜，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法律，没有一样是站在她这边的。命运于她何尝不是残酷的？

　　“对”与“对”之间的冲突，深刻揭示了道德存在的悖论。道德并非一块碧玉般无暇无疵，“对”与“错”之间层次分明，事实上，它充满杂质，善恶交织，有时再高明的人性放大镜也难以辨别出其纹理。比如李红琴，作为人贩子的妻子，我们憎恨她，这是“对”的；可是作为一名母亲，她的爱令人动容，我们同情她，这也是“对”的。她如此复杂，却又引人怜惜，不忍苛责。单纯的道德判断，在她这里是失效的。这并不是价值的虚无，恰恰相反，这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体认和“了解之同情”。在李红琴身上，我们看到了普遍的人性困境——也许我们也正置身其间。

　　“对”与“对”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一个伦理困境：是血缘还是感情？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去年在戛纳大放异彩的影片《如父如子》，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刻探讨。陈可辛的思索比之更进一步。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这“对”与“对”的冲突发生于偶然——孩子“调包”；然而，陈可辛在“对”与“对”的冲突背后发现了根源——一个错误百出的社会。从一开始田鹏被拐走，因人口失踪24小时后方能立案，一个时间差让人贩子得以将人带走；李红琴因为所谓的“妨碍公务”被关押了半年时间，出狱后到福利院探望女儿被拒，企图收养女儿又因农村人身份遭到歧视——“人民法院为人民但绝不为你这样的人民”；在法院调解时，调解员无精打采，还指责李红琴的律师“怎么什么案子都接”；韩德忠在儿子失踪六年后打算生育第二胎，去办理准生证，工作人员要求其出示儿子的死亡证明……影片中这种种，让我们看到社会的不公正，制度与规定的生硬对权利的漠视和践踏，还有一切不幸的渊薮：法律尚不健全和完善，拐卖儿童屡禁不绝，以及对儿童保护的乏力，儿童福利体系的滞后。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悲伤的电影；然而，这又是一部处处克制的电影。没有刻意制造的敌对和冲突，没有煽情和催泪，也没有直白粗浅的说教和控诉。即便内里情绪起伏得波涛汹涌，它仍波澜不惊，最终发泄的端口于是那样有力和动人，犹如李红琴在医院长廊蹲下抱紧自己无力痛哭的那一幕。这还是一部独特的电影。它情感复杂、滋味万千，犹如一条狭长的黑色暗流。它在繁荣的表层下静默地流向远方，将哀凄的夜色染得更黑。

　　庆幸的是，还有爱，以及生发于爱之上的坚韧、坚守、理解和善意。田文军在拍摄寻子视频时，他不忘强调：如果孩子被拐卖到其他人家，千万别给孩子吃桃子，孩子对桃子过敏。李红琴来到深圳，好几天偷偷出没在田文军家附近，只为看“儿子”一眼，却被田文军发现并警告。讪讪离去前，她怯生生地对田文军说：别给孩子吃桃子，他对桃子过敏。这一刻，田文军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样的。这小人物生生不息的卑微的爱，是光，是烛火，终将给哀凄的夜色以亮光，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