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无疑是“伤痕派”中最具才华的作家，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造和推进之后，粗陋幼稚的官方文学，终于在张贤亮那里走完了精致化的程序。他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夫等人的模仿，从文体上升到了内在的灵魂，也就是获得了一个类似东正教徒的价值容貌。他据此整合自己的历史记忆，并把要把它们纳入博弈型叙事的框架。
跟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的是，张贤亮“亮出”了自己半宗教式的修辞体系。这是他获得官方文学殊荣的主要原因。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像张那样，借助东正教加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文学的混合教义，调动完整的隐喻—寓言修辞技术，营造了一个中国痛苦记忆的有序的书写体系。这不仅是苏联前辈文学经验的展览，也是中国记忆修辞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自传体伤痕小说的三部曲，描述了灵与肉的激烈较量。在张贤亮自传体小说的语汇里，肉是两种隐喻的复合，它不仅意味着情欲，也意味着食物、金钱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在另一方面，灵则隐喻着纯粹理性、知识分子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对抗体系，却被简化成了灵与肉的隐喻式对话。从当时思想体系里获取养分的张贤亮，无法理解灵与肉的内在和谐，相反，他要向我们喊出最尖锐的战斗呐喊。但这不是与外部世界的抗争，而是内心的自我交战。越过热烈的自我否决和自我忏悔，他要完成圣徒式的精神寓言。
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绿化树》序言
《绿化树》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的右派知识分子，只身面对着三重饥饿：严重的肠胃型饥饿、性饥饿和精神饥饿。前两者属于肉，而第三种则属于灵。三种饥饿不仅是张贤亮主人公的普遍特征，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在张贤亮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内在原因，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原罪。由于跟工农脱节，他们天生是有罪的，需要不断自我忏悔和自我改造。这种原罪感来自东正教作家和本土领袖的训诫，在中国作家的记忆里变得充满诗意起来。
在张贤亮的文本里，土地、河流、村庄、草原，所有这些母体性事物都是同义的，可以自由借喻和替换。它们是延安探母运动的延伸，并且比其他伤痕派作品更加温柔、性感和悲喜交织。
作为罪人的知识分子，完成其精神净化的历程，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外在助力，那就是圣经和天使。而这两者在《绿化树》都已完美具备。为了坚守自己抵抗肉欲的信念，章永磷热衷于躲在小屋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这就是他的伟大《圣经》，他藉此拒斥着食物和女人的强大诱惑。他的女人马缨花，则是荡女和天使的混合物，她散发着富有（食物）和肉欲的光辉，同时又代表着童贞和纯洁的爱情。她是用以解决三重饥饿的使徒，身上叠加着但丁《神曲》中圣女贝德丽采的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绿化树》具备了圣徒叙事的全部寓言性元素：一个热切忏悔的知识分子罪人，一本影响深远的革命圣经，以及一个引领罪人走向觉醒的圣女。马克思主义圣徒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复活在记忆的午后，向我们发出亲切而隽永的召唤。张贤亮的三部曲都有一个类似的结局，那就是灵魂对肉欲的战胜。灵魂从肉体那里解脱了，游荡在广阔的思想草原里，犹如自由的骏马，充满获得新生的精神狂欢。这是肉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象征。但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叙事的自由，它改造了痛苦的记忆，把它变成一曲迷人的赞美诗。罪人在摆脱了肉欲的引诱之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形而上的国家实体，那是知识分子的美妙天堂。
反讽
在灵与肉交锋的前线，思想的迷惘是无可避免的。鉴于价值的严重错乱，张贤亮的男主人公章永磷，置身于一个反讽式的空间，并且注定要成为一个反讽式的人物，成为21世纪人们赞美或嘲笑的对象。
张贤亮的反讽不是来自话语的层面，而是来自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究其本性而言，这已经超出了修辞学的范围。在《资本论》的干枯字词的底部，肉体欲望的火焰在熊熊燃烧。这种自我悖反的叙事就是最大的反讽，穿插在张贤亮的小说里，犹如一条坚固的锁链。它是如此沉重，同时又洋溢着喜剧化的谐谑色彩。
我悄悄摸了摸枕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也许你还能从那里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种样子。”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调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
——《绿化树》第七节
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讽式记忆。肉欲不可阻遏地从身躯里生长出来，而《资本论》的坚硬信念，横亘在人和他的欲望之间，犹如一座难以逾越的迷墙。作者必须接受革命的精神洗礼，同时又面临着肉欲的无限诱惑。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出现了一段谐谑的对话，双方分别是大青马和主人公章永磷。它显然与记忆无关，而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虚构体，却成为劳改生涯的最有力的诠释，打开了记忆原体的意义之门。大青马的存在是第一度反讽——在马的动物形态（表层语义）和它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灵魂（内层语义）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这种错位制造了强烈的荒诞效应——在经历了长久的缄默之后，那头陷入泥潭的畜牲突然开口说话，俨然一个洞察一切的智者。
我来到这世界上，就经常吃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有股墨汁味，但毕竟是草纤维做的，比饲养员给我们不负责任地塞来的长草好吃多了。我发现。我出生在一个语言空前发达的时代。你们人类现在别的方面都退化了，惟独擅长玩弄语言。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长期的熏陶下，我自然也会说话了！”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这是拟人修辞所营造的古怪场景。文革所生产的大数量的极端话语，被大青马像草料一样进食后，竟然转换成了思想和语言，其洞察力甚至超越了那些浑浑噩噩的罪人。而在这个尖锐的反讽之上，也即在觉醒的大青马的思想与言说之间，还出现了第二度反讽，那就是用反语来嘲讽这个被压制情欲的世界。大青马自称是一匹骟马，并一再讪笑章永磷是精神被骟的阉人，由此构成了“阉人骑骟马”的古怪图景。但事实上，这却是一种惊醒者的黑色自嘲。这场对话企图利用马和章的某种反转的镜像性，揭示他们在情欲灭绝上的同一性——
由于我被骟了，我灭绝了情欲，抛开了一切杂念，因而我才有别于其他牲口，修行到了能口吐人言的程度。正像你，谁也不能不说你在劳改犯中，在卖苦力气的农工中，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是背得比较熟的。而另方面，因为你又并不是被骟掉了什么请原谅我用词不当——如司马迁那样，却是和我一样在心理上也受了损伤，所以你在行动上也只能与我相同：终生无所作为，终生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任人骑坐。嚯嚯！我们倒是配得很好的一对：阉人骑骟马！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骟马和阉人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反讽气息中延续着，充满了弱者的无奈的机智。骟（阉）就是最彻底的反讽，它摘除了唤醒情欲的根器，却获得了智慧（精神），这是一种最可笑的代价，也是思想极权制度留给民众的最高礼物。而在马的言说和被言说者章永磷之间，竟然还出现了第三度反讽，大青马透彻地闻到了章身上散发的肉欲气味，以及他的精神觉醒的可能性，并就此发出了睿智的警告——
人们为什么要骟我们？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创造力，以便于你们驱使。如果不骟我们，我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经常表现得比你们还聪明，你们还怎么能够驾驭我们？连司马迁自己也说过，‘刑余之人不可言勇’。唉！你还侈谈什么创造？”……我也奉劝你，你以后在人们中间也别表现得太突出。把你的知识和思想隐蔽起来吧，这样你才能保全你的性命。”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大青马的陈述是充满揶揄的。它的劝诫跟它的内在觉醒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它所戏拟的达观、妥协、禁欲、自虐和随遇而安的立场，正是章永磷正在反思并企图逾越的。所有这些反讽都包含着对历史记忆的哀伤沉思，显露出右派作家在1980年代所具备的内省高度。
多重反讽（Multiple irony）的修辞，是后集权时代的话语特性。知识分子仍然无法用正谕话语直接说出自己的政治判断。作为一种曲折和隐晦的书写，反讽成了至关重要的话语策略。但张贤亮并未在繁复的多层反讽中获取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恰恰相反，他令人吃惊地保留了仆从的美德。这是一场普遍的自我分化——一方面对自我镇压肉欲感到伤痛，借用大青马之口来嘲笑“人类总要把一些平凡琐事涂上一层绚丽的色彩。掏一回厕所也要说成是学了毛主席著作的结果”，一方面却要继续维系这种思想制度。这就是张贤亮的精神分裂。他的自我博弈的人格，破裂在了20世纪末汉语书写的前线。
一位研究者言辞热烈地总结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题：“章永璘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
在我看来，阐释者的这番赞美，恰好成为理解伤痕派旗手的一个重要依据。它向我们证实，在经过一系列针对肉欲的同情、褒扬、赞美和挣扎之后，张贤亮最终离弃了肉欲（物欲和情欲）的真理，大义凛然地站回到了灵魂（国家主义的崇高精神）的一边。他对身体的怜惜和激情书写被他本人抛弃了，成为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这是人性反思本身的悲剧。它重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轮回道路。正是这个大青马化的代价，换取了主流文学史的盛大赞美。
风格的修辞学
煽情
在风格的修辞学方面，中国文学一直处于比较低弱的级别。它坚持运用农业时代叙事的煽情策略，并且指望在这个层面上获得读者的青睐。《灵与肉》是寓言叙事的典范。在这部小说里，被打成右派和强制劳动的主人公，在底层劳动中获得了爱情和家园。最后他竟然拒绝了来自美国的富豪父亲要求他继承财产的请求，宣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不能离弃这个生育他的母亲。整部小说洋溢着政治受虐和精神自虐的喜悦。这种喜悦再主人公被宣布摘除右派帽子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高度——
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
——《牧马人》
这是典型的哭泣型抒情，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眼泪叙事”，从那些液状分泌物中，诞生了一个小人物的卑微而伟大的情感，那就是对祖国（国家）的毫无怨言的爱意。不仅如此，作者还要在小说里为这种情感的价值作证——
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
——《牧马人》
对于主流作家而言，煽情就是风格修辞的最高形态。张贤亮建立了优美的国家叙事的语词殿堂。这种煽情的爱国主义道德修辞，在1980年代引发巨大的回响。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大批高校中文系学生在不断赞颂这些浮华文本。而在他的身后，主流导演谢晋前赴后继，把《灵与肉》拍摄成故事片《牧马人》，对小说作进一步渲染和夸饰，把人物的对白变成了英雄式的豪言壮语，导演甚至借用孩子之嘴，说出“爸爸就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在妈妈手里”之类的道德箴言，藉此暗示坚贞的主仆关系。基于这两个人的不懈努力，国家主义煽情叙事在1986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早在《伤痕》的叙事中，就已经渗透着受难（受虐）、恋母和忏悔的三种情结，这是新国家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情感三重奏，它在抚摸历史伤痕的同时，阐发了内在的受虐型快乐。眼泪叙事爬行在布满伤痕的皮肤上，发出颂歌般的幸福声音。张贤亮的小说与之完全相同，但它的抒情模式却比《伤痕》更为精致和细腻，其中充满了内省式的独白，仿佛是一些沉默的戏剧。它们富于修辞地勾勒着情感圣徒的心路历程。
受虐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而“张贤亮综合症” （Zhang Xianliang syndrome）则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它向我们反复重申着两个基本原则：1、痛苦和欢乐是崇高的情感，不仅如此，痛苦是必要的，而受虐是无限美妙的，痛苦的记忆是一种漫长的道德考验，被用以证明荣耀所必需支付的艰辛代价，痛苦成了这荣耀本身的崇高的附加值，并推高了荣誉本身的地位，它们的存在，是通向天堂之路的荆棘而已，它修饰着那些饱尝艰辛的肉体和倍受折磨的灵魂，使其变得优美起来，仿佛是一次诗意的行走；2、苦难是对个人忠诚度的最高探查，伤痕派作家据此编织着苦难纷呈的历史。张贤亮们的使命，就是借助修辞重新定义痛苦的记忆，为制造自身悲剧的势力辩护，重申对国家、民族、家园和土地的永久忠诚。
对比
场景对比是文革期间被广泛应用的修辞技巧。有一种叫做“忆苦思甜”大会的模式，向民众提供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记忆经验。一个或几个讲用人在台上痛诉旧社会的苦难，同时又热烈地赞美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而民众则在台下为之惊骇、哭泣和欢喜。这种对比性叙事的功能是双向的，它成功地点燃了阶级仇恨和政治爱情。
毫无疑问，张贤亮进行新旧历史对比的书写高手。在《灵与肉》和《绿化树》里，都出了大量历史对比的场景。这是典型的蒙太奇手法。它坚持把两种对立的记忆接驳在一起，由此产生强烈的对比效应。这其实就是“杂耍式记忆”在风格修辞学层面的再度呈现。我们已经看到，在小说《灵与肉》里，资本家父亲的布尔乔亚生活与主人公的贫困简陋的乡村生活，姿态优雅的女秘书和质朴善良的妻子，构成了强烈的物性反差，但正是在这样的反差中，主人公选择了看起来比较差的那种。这是一种严厉的道德探查的方式，而张贤亮通过了这种探查。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圣徒。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和我都摆脱了厄运，付清了历史必须要我们付的代价。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我想，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还为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
——《绿化树》第三十七节
耐人寻味的正是《绿化树》的这种结尾。男主人公不无炫耀地自述道，“我”乘坐“丰田小轿车”返回农场，又“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起，出席“共和国重要会议”。小说又用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冗长句式，刻画了人民大会堂里的庄严旋律，这是跟《伤痕》相似的天堂声音（照明）体系，一种夸张的渲染式的修辞，却比后者更加辉煌灿烂，因为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国家叙事就此获得了飞跃式的升华。
在那个无比幸福的时刻，过去的所有耻辱、苦痛和伤痕都烟消云散了。权力的受虐者、底层的罪人、背强制劳动的苦役犯，现在终于翻身成为权力的主人。这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表达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并从那里获得上流社会的荣耀。从苦役犯到“有影响的人士”，也就是从地狱到天堂，这个巨大的对比性飞跃，划出了主人公的生命彩虹，它也是一种秘密契约，昭示知识分子的和解。越过长达二十年的悲苦记忆，它们终于握手言欢了。
以这种新旧对比方式终结知识分子的苦难记忆，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恰恰相反，它完全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需求，它甚至径直喊出了这种精神渴望。在洗去了往昔的悲苦之后，华丽的天堂回报了忠诚的儿女。这是何其感人的一幕。黑白分明的对比度，制造出鲜艳的叙事风格，张贤亮据此修复了灵魂的创伤。他从自己的记忆体里脱茧而出，成为一个浑身沐浴光辉的新人。而人民则在四周大声鼓掌。
新记忆运动的祛魅使命
就在伤痕派作家发布矫情的记忆体文本时，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反思声音，在文学的缝隙里冒了出来。在197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遇罗锦率先推出自传体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它是献给其兄长遇罗克的情感纪要，罔顾当时严厉的道德语境，大胆书写了自己的婚外情史，它大步超越了张贤亮的道德限度，成为新时期道德解放的犀利宣言。此外，女作家张洁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也是一曲关于情感记忆的温柔颂歌。它们打开了被尘封的女性的秘密世界。在1980年代，女人比男人更真切地还原了心灵的感伤记忆。
与此同时，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写下了自传体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这个文革的造反者，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恋。她曾是诗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却在审查对方时爱上了她的政治敌人。在“组织”的逼迫下，她被迫与闻捷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含恨自杀。诗人之死唤醒了戴厚英的政治良知。小说成了她进行道德忏悔的话语平台。在她的记忆中，渗透了罕见的哀伤和悔恨。爱情修正了她的政治立场，把她变成了一个正确书写记忆的女人。跟卢新华和张贤亮的自虐式忏悔截然不同，她一方面满含勇气地担待着自身的罪责，一方面又在固执地指认着苦难的终极原因，并且要追诉来自母体的形而上罪恶。
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寓所被年轻的安徽乡亲民工所杀，她的头颅与身体被残暴的利刃所分离。戴厚英之死是如此惨烈，仿佛是文革暴力的一次回光返照。她接受了最残酷的命运的审判。由于头颅的长眠，记忆被粗暴地打断了，冻结在世纪末的黄昏里，直到21世纪黎明才被重新打开。这场面对争议的新记忆运动，拒绝了国家修辞的书写原则。它要澄清关于本朝叙事的重大误解。在中国文学的前线，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修辞。记忆需要修辞，但不是为了制造阅读的烟幕，而是为了祛魅和还原严酷的真相。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