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法伯（被誉为“互联网祖父”）上世纪50年代加入贝尔实验室，七八十年代曾帮助组建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网，以及美国科学基金会网、美国国家研究与教育网等。

　　大卫·法伯认为，现在中国正在走创新道路，出现新的点子，就像美国、日本一样，中国显然是有足够的人才进行创新，而且有足够的人口数量来检验这些想法。

　　新京报：你被称为“互联网祖父”，如何评价做出的贡献？

　　法伯：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叫我“互联网祖父”：我的很多学生是“互联网之父”。

　　我对互联网有很多贡献，最大的贡献是参与组建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网（CSNET），这基本上是美国互联网的前身。当时的计算机科学界很尴尬，不被基础科学界认可，我们说服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给了网络研发一个机会，这之后日本、德国、中国也发来请求想要联网。几个分散的网络最终连成一个大网，并从学术界走向了商业化。一开始，互联网技术是很昂贵的，但当它变得人人都可承受时，互联网就变成了对文明有益的事。

　　新京报：你在早期研发时，是否预言到互联网会改变世界？

　　法伯：我不觉得任何人能够预言到，如果真的要说有谁预言到了，那可能是比尔·盖茨。早期研发需要很大的电脑，除了学术界没有人能够拥有它。当有了PC后，调制解调器、浏览器等商业应运而生，互联网才真正插上了翅膀，起飞了。

　　新京报：过去三四十年，你觉得互联网如何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改变了世界？

　　法伯：世界变小了。现在我们立刻就能知道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早期，不同国家的人要互相交流很麻烦。在美国，曾经很多年打电话给其他国家时，1分钟至少要收1美元，费用相当昂贵。互联网有了后，沟通突然变成免费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

　　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让我惊讶的是零售业的变革，人们开始通过亚马逊等互联网公司购物，这是我没想到的。

　　政治和社会层面受得影响就更复杂了。很多地方的政治进程改变了，人们利用网络来竞选，一个小团体通过互联网就可以把自己的声音放到最大。但也有负面的一面。比如伊斯兰极端组织，就利用社交网络雇用人，这在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推动创新中国将扮演极为重要角色

　　新京报：移动互联网变革中，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法伯：中国绝对会是主要的角色。现在中国销售的手机我相信和世界其他地方销售的手机一样好，而且更便宜。中国的手机用户增长非常快，人均占有量可能会超越美国。未来几年中国如果能够把重心放在创新上的话，可以引领世界。

　　现在中国正在走创新道路，出现新的点子，就像美国、日本一样，中国显然是有足够的人才进行创新，而且有足够的人口数量来检验这些想法。中国在推动创新上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传统商业将面临挑战

　　新京报：目前互联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法伯：一个挑战是传统商业。在很多国家，长途电话往往是很大的一笔利润，而互联网改变了一切，因为它并不花钱。

　　一些国家担心互联网会导致同质化，导致自己文化的丧失。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一个例子是，在美国的印第安部落保留区，人们曾经很担心因为互联网失去了自己的传统，但事实上，当他们用社交网络来传播语言、文化之后，这反而成为让文化传统延续的很好的工具。互联网为重建一些地区文化，提供了很强大的工具。

　　新京报：如何在国家安全、个人安全和信息传播之间取得平衡？

　　法伯：安全问题在互联网诞生之际就有了。有些安全问题是需要关注的，特别是当互联网成为犯罪工具时，这些漏洞需要解决。但在限制互联网时，一定要谨慎。

　　制定新法律要十分谨慎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互联网法治化？

　　法伯：我们已有足够多的法律来保障，防止侵犯隐私，防止向儿童传播色情。但要注意，制定任何新的法律，都要十分谨慎。互联网是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未来很多国家的商业经济成功都取决于互联网。

　　新京报：你对未来的愿景是怎样的？

　　法伯：接下来的10年会是移动时代，手机让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潜力释放到了最大。移动上网的普及性会爆发，它会改变世界的文化。它带来的变革会比互联网本身的发展还要剧烈。

　　我与互联网

　　1 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上网？答：我每天能收到300份电子邮件，我的学生24小时都可以发邮件联系我，我会给他们回邮件，有时我们也会视频电话。

　　2 问：你使用什么上网工具？答：网络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家里有很大的PC，旅行时有笔记本电脑，还有7英寸的Nexus平板电脑，但旅行时智能手机用得最多。

　　3 问：你上网的目的是什么？答：主要是收发邮件。互联网就像我的一个没有办公时间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