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成都自古就与中国书画艺术结缘。这个城市培育、滋养了大批中国艺术名家，风起云涌、灿若星辰。20世纪初叶至四十年代，正值华夏大地饱受苦难之际，大批文人雅士涌向抗战大后方成都，风光如画的青城山自然成了他们的首选之地。其中，张大千、徐悲鸿和关山月都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画作，这些画作也被道士们刻成石碑，永久地留存下来，述说着当年的名家轶事。

　　张大千的青城之缘

　　张大千与青城山有着不解之缘，先后在此寓居四年多，在家乡灵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一千多幅珍贵作品。其中《麻姑像》《三丰祖师像》《王母像》《花蕊夫人像》这几幅白描人物画像，被青城山的道士刻在石碑上，永久地留存了下来。说起这几尊石碑和张大千与青城山的缘分，研究张大千数十载的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魏学峰可谓了然于心，“在青城山居住的几年，是大千先生后来开创泼墨、泼彩风格的艺术准备期，也是他在传统绘画上集大成的时期。而青城山保留下来的这几尊大千先生的人物画像石碑，在整个大陆范围称得上‘唯一’二字。大千先生一生的作品中刻在石碑上的并不多见，早年在他的故乡内江有两尊石碑，但记载的是他的书法。”

　　要说张大千与青城山的缘分，还要从1938年的北平说起。魏学峰说：“1938年，当时大千先生身在北平，日寇北平占领军强逼他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来他悄悄逃离北平，从香港辗转回到四川。一回到家乡，他首先就住进了青城山，安心整理他的画作。当时，大千先生已经是闻名中外的大画家了。但由于18岁便留学日本，大千先生对于家乡的山水并不是很熟悉，此番来到青城山，也是大千先生作为蜀人，第一次与家乡的山水如此亲近。在青城山的寓居，对大千先生今后的人生和艺术选择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大千开创泼墨、泼彩等新的艺术风格，都是大师50多岁以后的事情了。他的画风，在早、中年时期主要以临古仿古居多。“大千先生那时崇尚南唐画家董元的画风，而青城山的景色恰恰与董元‘一片江南’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吻合。这也引发了大千先生在其山水画中的探索，使他此后的山水画风格产生了重要的转折。”魏学峰说。

　　张大千在青城山的生活十分平静，并富有情趣，他与青城山上好客的道士、淳朴的山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这几幅人物画像，便多是应上清宫道士之请，画成后再由道士按图刻成石碑立于青城山。魏学峰介绍道：“大千先生与当时青城山的易心莹大师有着很深的交情，离开青城山时，大千先生还赠与易大师一方石砚。虽然早年曾出家为僧，但实际上大千先生儒、释、道皆通。中国艺术受道教的影响很深，而大千先生也是外儒内道，他内心实际是追求自由的。当时他的笔下画出了很多青城山的景色，如望坡崖、丈人峰、味江和上清宫。那个时期，大千先生的传统绘画达到了高峰，因此诸如《麻姑像》这些石碑上的画像，都是大千先生集大成时期的作品。虽然是白描的手法，但人物线条优美，极显功力。大千先生不仅山水画得好，画人物也超凡。青城山的这几幅人物像是具有任伯年、唐寅、宋人人物画综合特点的作品，反映了大千先生对于青城山的情缘。”说起张大千对青城山的感情，魏学峰说：“在后来他离开大陆后，他还画了一幅《青城四天下》，并写有‘万里江山频入梦’的诗句，其中江山指的就是青城山。”

　　徐悲鸿情定青城山

　　在青城山的石碑画中，也留下了两幅徐悲鸿的佳作—《天马图》和《立马图》。1943年夏秋之际,徐悲鸿结束了中央大学的课程，到青城山写生和作画。《天马图》中，一匹骏马腾空而来，画面右侧书“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这是《汉书·礼乐志·郊祀歌》中关于天马的一首颂歌。传闻天马便是指汉朝时期的“汗血宝马”，汉武帝得此神驹，写下《天马歌》大加赞赏。爱马入骨的徐悲鸿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题材，《天马图》作于上清宫，赠与周之冕道长，落款为“三十二年 青城马 之冕周道长惠存 悲鸿”。《立马图》也同样是徐悲鸿赠与周之冕道长的作品，画中骏马驻足回望，题款“之冕周道长 惠存 三十二年始秋 悲鸿居青城”。这两幅作品中的马匹都神骏异常，一跑一立，动静相宜。除了这两幅骏马外，徐悲鸿在青城山还创作了多幅佳作，著名的《国殇》《山鬼》《青城道中》等作品便是在这古木参天的幽静环境中诞生的。

　　然而，徐悲鸿在青城山居住时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和第二任妻子廖静文的爱情故事。在青城山时，徐悲鸿身边总有一位年轻姑娘陪伴写生。“当时悲鸿先生与廖静文处于恋爱之中，那时廖静文年纪轻还很羞涩。一次两人以一只大香炉为背景合影，悲鸿先生站在香炉左侧，一只手从容地扶在香炉上，而廖静文有些不好意思，站在了香炉的右侧。就这样两人一人一边留下了这张合影，多年以后，廖静文回忆起这件往事仍然十分感慨。”魏学峰说。实际上这是徐悲鸿和廖静文的第一张合影，在今年上半年一期文学报的一篇文章中，廖静文回忆道：“我上次去青城山，在天师洞门口一看，这个大香炉，铜的大香炉，还是立在那里。我和悲鸿在那里照了第一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没有烫头发，还是个女学生，悲鸿的一个好朋友带着相机，说要给我们照相。当时，我和悲鸿在恋爱，但还没有决定结婚，所以就不能站在一起照相，但是悲鸿很想和我一起照。他看出我不想照，于是说：‘隔着远一点。’所以，我们就隔着这个大香炉，我站一边，悲鸿站一边，这样就不会显得那么亲密。所以我说，提起成都我就感到特别兴奋。我很爱成都，因为成都留下了我那么多的感情，那么多的回忆。”

　　关山月创作独特“黄粱梦”

　　1944年5月，30岁的关山月到四川青城山游览采风，住在天师洞，当时天师洞的道长请关山月为其道宫作画，题为《黄粱梦》。根据八仙故事中关于“黄粱梦”的传说，关山月开始了他的创作。以往描绘《黄粱梦》的画作，吕洞宾多在床上待枕而眠，或是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情形。而关山月创作的《黄粱梦》构思奇妙，吕洞宾坐在桌子旁，右手侧撑着头部，酣然入梦，汉钟离站在其右边，一手摇着大葵扇，一手轻捋长须，授吕之以梦。在他们的面前，一孩童趴在地上用吹火筒正在吹火煮起黄粱小米粥。画中人物一坐、一站、一趴，各具神态，且有静有动，十分有新意，实为一幅佳作。画毕，关山月又在右上方用隶书题上“黄粱梦”三个大字，在左下方落上“清供、吉林关山月恭绘”，并盖上“关山月”三字朱文印一方，右下角盖上压脚印“家在白山黑水间”朱文印一方。关山月创作此幅《黄粱梦》图时，正值抗战时期。他也借《黄粱梦》来揭露日本侵略者想霸占中国的野心和欲望定会破灭和失败，终将是黄粱一梦。

　　当时，在天师洞的另一间厢房里，还住着一位关山月的邻居—时任驻苏联大使杨杰。他正好回国休假，到此游览。关山月创作完成《黄粱梦》后，请杨杰提提意见，后者观后大加赞赏，欣然题字于画面的右下方，“甲申仲夏、同游杨杰并识”然后盖上“杨杰之印”。1945年5月，距关山月完成《黄粱梦》已有一年时间，当时的书画界名流王树瑚先生亦到青城山游览，道长拿出《黄粱梦》给他观赏，王树瑚先生赞叹之余，也题诗一首于画幅的左上方，“高轩一枕梦黄粱，奇觉方知道味长。世上甘甜终是苦，何如淡泊好商量。乙酉壬霁”，盖人名章“王树瑚”一方。王树瑚先生题字的行草书法，线条流畅、率真、自然，功底较深。从其诗、书中可知，王树瑚先生颇有学者气息，此诗亦道出“黄粱梦”的境界。1945年8月，冯玉祥将军也到青城山游览，见到此幅《黄粱梦》后，颇有感触，便以王树瑚先生的诗韵，在画幅的右边题一诗句，“梦觉方知学道长、三十四年八月、冯玉祥题”落款盖“冯玉祥”一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