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人民日报》　在头版位置刊发文章——《摒弃为官不为的消极状态》。文章指出，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只要不出腐败问题，所有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　与其主动作为担风险，莫如平平安安混日子。这种把作为跟风险捆绑在一起的思维，实际上是将做清官与当庸官混为一谈。历史上，也有些昏庸的官员，尸位素餐，毫无建树。那些庸官的故事，值得反思。

    概不问事，姚崇说什么就做什么，当时人讥笑其为“陪伴吃饭的宰相”

　　唐玄宗开元元年为宰相的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他当官以后，尽管身份高贵，衣服、器物上都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妻子儿女仍然寒冷饥饿。得到的俸禄赐物，他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是个公认的好官、清官。虽品行端正，廉洁无私，但卢怀慎政务上却毫无作为，是个典型的“无为”官员。任职期间，他自知与其同殿的名相姚崇相比，能力不在一个档次，因此，事务都推让给姚崇，自己则概不问事，姚崇说什么就做什么，当时人讥笑其为“陪伴吃饭的宰相”。就是这个无作为的伴食宰相，竟然在宰相位上混了三年。

　　唐朝还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宰相，是一个特会打太极、踢皮球的圆滑宰相。据史料记载，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三度拜相，居相位九年。在中国的成语典故中，有两则成语与苏味道有关，一则是“火树银花”，一则是“模棱两可”。苏味道在处理政务时，善于向皇上陈奏，由于熟悉典章制度，他上朝言事可以不带奏章，只凭口头禀报，侃侃而谈。此人虽然才华横溢，能力也很了得，但出任宰相数年，却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建树，只是一味阿谀，圆滑于君臣之间，屈从附和，取容于世而已。他常对人说：“做官处理事情，不要那么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否则，一旦出现差错，必然后悔，而且还会留下遭受处分和被谴责的后患。因此，凡事只要模棱两可就行了。”故此，人送称号“模棱宰相”。

　　武则天当皇帝时，孙彦高担任定州刺史。有一年，定州被突厥军队重重包围。他不敢去衙门办公，需要收发文告、符节时，就从官府的一个小窗传递，而把州府大门锁住。敌人攻入城中以后，他连忙躲进家里大柜里，并命令奴仆说：“牢牢地掌握钥匙，敌人若来讨取，千万不要交给他们。”后来，此事传开，人们讥刺其为“柜中刺史”。很快城池沦陷，刺史宅邸（孙彦高家）首先被击破。

　　事事依圣旨而行，惟上是从，成了只会唯命是从的高官

　　宋朝宰相王珪幼年失怙，全靠叔叔王罕抚养成人。后来王皀官越当越大超过了王罕，王罕怕侄子膨胀，每次写信都嘱咐“以盛满为戒”。事后证明王珪很听话，谨慎得都有点过了，完全变成了不作为。北宋神宗时，王珪居相位16年，这十几年间，政务得过且过，无所建树，每每遇到朝廷大事，也不动脑筋，不献策略，只起个上情下达的作用。每次上朝呈送奏章时，跪拜皇帝高呼“取圣旨”；皇帝批阅后跪接曰：“领圣旨”；出殿见人曰：“得圣旨”。总之，事事依圣旨而行，惟上是从，成了只会唯命是从的高官，世人称为“三旨宰相”。

　　北宋还有一位李邦彦，官至宰辅，是个富二代，人称“浪子宰相”。此人行为放荡，不理政事，只会享乐，一是喜欢踢球，其踢起球来，脚法细腻花样繁多，堪称大宋的梅西；二是喜欢写荤段子，但凡他写了新段子，就有老鸨来买版权，唱给客人听；三是喜欢交际，李邦彦喜欢呼朋引类到家里吃喝，同时，又乐善好施，每遇到有进京赶考的举子要接济，必出手大方，由于会搞人际关系，他官运亨通，进步飞快。成为朝廷重臣后，不干正事，专门研究关系学，在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时，他成了投降派奸臣之首，加速了北宋灭亡。

　　明朝的刘吉，官至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当时的明宪宗皇帝不问政事，内阁和六部都是在混日子，一度有“纸糊三阁老”（即刘吉、万安、陈文）和“泥塑六尚书”之称。他在位上，尸位素餐，奉迎皇帝，勾结宦官，粉饰自己。他的拿手好戏是颠倒是非，精于营私，但凡有意见与他相左者，必一棍子打死。由于他不理国事，无所建树，屡屡遭到言官的弹劾，但这位大员心理承受力超强，无论言官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凭着超级耐弹力，竟得以占据内阁18年，其中任内阁首辅15年，最后博得个“棉花宰相”之名。同一时期的另一个宰相万安比刘吉更无耻，他顺应宪宗皇帝好色纵欲的本性，常以春药进献宪宗，成为宪宗眼中的近臣，后来竟然爬上了内阁首辅的高位。同僚们对万安的言行深恶痛绝。

　　没有为老百姓做出一点实事，还不如木偶

　　清朝才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形象写道：当一名庸官对阎王炫耀自己为官一世两袖清风时，阎王痛骂他庸碌一世，没有为老百姓做出一点实事，还不如木偶。公元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战争开始后，巡抚叶铭琛一方面表现得非常镇定。当英军三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叶名琛正在阅看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断言十五日无事。

　　叶铭琛的镇定，来自他的巫术活动。原来他在总督衙门里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语。其过十五日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面对敌军，巡抚叶铭琛的应对之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称作“六不巡抚”。他不积极备战，却依靠迷信来退敌，最终广州失陷，叶铭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在囚禁中客死他乡。

　　如何对付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庸官，历代都在“推陈出新”

　　为了“治庸”，各朝代也做了很多努力。唐文宗时，有个翰林学士名叫裴颜祺。当时翰林院规定，太阳光照到甬道第五块砖时就要准时上班。而裴颜祺性情懒惰，总是等到日光照到第八块砖时才慢吞吞地到位，时称“八砖学士”，即一位经常迟到的官员。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晚，路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一天，一名住得离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加之当天早上下大雨、路又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九泉。

　　唐玄宗时，“迟到就要扣工资”，“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到清朝，“缺勤就会被撤职”。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此外，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如何对付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庸官，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他的做法很有操作性，用“三字”概括，就是“稳、准、狠”。

　　现已对六部尚书（国务院各部长）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长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3个账簿，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专门负责弹劾，不受本部门领导）、都察院（中纪委）、内阁（国务院）留存；然后，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分别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最后，内阁、都察院、给事中等三部门，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

　　按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