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湖南一农家子弟，点翰林后进京为官，短短十年时间连升七级，在清朝官场堪称奇迹。任何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特定原因。曾国藩升官之速，除了他本人自强不息，投靠权臣，注重理学修养外，写一手好公文（为符合清朝惯例，本文称公文为“奏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藩写公文究竟有何诀窍？还需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写作中的感悟及典型事迹中去寻找答案。

曾国藩像（网络图片） 

　　笔者阅读曾国藩奏折，发现他的奏折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以谢恩为主体的情感类奏折，二为以对国家大事提出建议为主体的建言类奏折，三为以检举违法乱纪官员为主体的弹劾类奏折。三类奏折写法各有各有特点、各有诀窍，分别为“忠”、“准”、“狠”三字诀，具体品读如下：

　　情感类奏折，体现一个“忠”字诀 

　　按照清朝的制度，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直接给皇帝写奏折的权利，四品以下的官员需要上奏折的，必须经高阶官员代奏。曾国藩点翰林后一直勤勉做事，终于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获得出差的机会——赴四川担任乡试主考。担任乡试主考，既可以收门生，又可以获得一大笔差旅费，对于缺钱花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盼望已久的事情。接到圣旨后，激动的曾国藩托人上了一份谢恩折——《授翰林待讲及四川正考官呈请代奏谢恩状》，这也是现存曾国藩的第一封奏折。该奏折中，曾国藩除了表示感恩之情外，更多向皇帝表达忠心，“愧屡沐夫鸿施，曾无坠露轻尘之报，惟勉勤乎蛾术，益凛临深履薄之思。所有国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请代奏，叩谢天恩。”写得入情入理，深入皇帝心灵，从而获得更大的信任。

道光皇帝像（网络图片） 

　　事实上，曾国藩几乎每一份奏折都对皇帝充满了感恩之情，认为皇帝给予了机会，同时也希望能为朝廷做更多的事情，报答皇帝的恩情。忠心与否？并不是依靠奏折来表达的，更重要的是做事忠诚，用实实在在的政绩表达对皇帝的忠诚。事实证明，曾国藩先平定太平天国、后治理两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诚。如果一个人做事忠诚，再辅之以文字表达出来，必定能获得领导更大的信任，这一点曾国藩做到了。

　　曾国藩屡屡在奏折中体现自己的忠诚，与他的需求有关系，也与中国封建文化密切相关。封建社会，皇帝与大臣的关系是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皇帝决定着大臣的命运。“飞鸟尽、良弓藏”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潜规则，“忠而见疑、信而见谤”的悲剧屡屡发生，功臣名将能够善始善终的更是少之又少，根本原因是皇帝怀疑大臣的忠诚。因此，封建社会的大臣向皇帝表达忠心，既是当官的第一门学问，也是升官保命的基本底线。大臣如何向皇帝表达忠心？途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实心任事，任劳任苦，做出让皇帝欣赏的政绩来；另一个途径是通过奏折（章）的方式，表白忠心，让皇帝看到自己的血诚之心，从而消除怀疑获得更大的信任。通过奏折向皇帝表忠心，进而获得更大的信任，是曾国藩构思奏折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从他的奏折和经历看，曾国藩无疑是这方面的高手。

　　建言类奏折，体现一个“准”字诀 

　　曾国藩的早期奏折中，有两篇影响相当大，一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应诏陈言疏》，系统地提出国家人才培养方法，强调转移、培养、考察三位一体，并且直言警示朝廷“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者”；另一篇为咸丰元年（1851年）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力诉民间的财税之患、匪盗之患和冤狱之患，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和国家的隐患，可见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边缘，随时都有重大事件发生。社会发展局势证明了曾国藩准确的预见性，两篇奏折上后的第四年，暴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腐败的清朝政府顿失半壁江山。仔细分析曾国藩的两篇奏折，一篇反映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另一篇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时间先后有别，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

图书《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奏折》（网络图片） 

　　大凡人才，皆以识为先。衡量识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对问题的分析判断是否准确。曾国藩之所以把社会问题看得准，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他本人在湘乡农村长大，深知民间疾苦，同时他在为官期间始终与家人保持家书联络，对清朝底层社会的情况非常了解。其二，他在担任礼部、户部和史部待郎期间，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研究问题，把所有情况都熟记于胸，从宏观层面观察和思考问题，真正做到了胸有成竹。把问题研究透了，心中的办法就多了，说话做事都有明确的预见性和准确性。可见，曾国藩的“准”字诀，源于真实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这也说明，要写好公文，必须把问题研究透，做到心有定见、胸有成竹，笔下千言，一气呵成。

　　建言类奏折是一把双刃剑，写得准确，说到皇帝心理，既可利于天下，更有利于作者本人，反之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出力不讨好。对此，曾国藩是有深刻理解的，“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君字，后字从口，言在下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需要指出的是，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封建社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登基时，一般会通过各种方式征求意见，确定新的施政方针，其中又以物色人才为根本。道光皇帝死后，只有二十岁的咸丰登基，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咸丰皇帝也希望有所作为。即位之初，他便明降圣旨，要求各们大臣谈对国家的看法，提出新的见解和思路。咸丰皇帝的圣旨，对文武百官来讲，无疑是一个的好机会。特别想获得咸丰皇帝赏识的曾国藩，当然不会放过一生难遇的好机会，一年之内连上多道奏折，把“准”字诀窍发挥得淋漓尽致，谈对国事的看法，其目的在于获得皇帝的赏识，为自己的仕途铺好路。

　　　弹劾类奏折，体现一个“狠”字诀 

　　如果一个人的文章被全天下人争相传诵，无疑是文章的极品，曾国藩的奏折为被誉为“晚清第一奏折”，足以说明其感染力和影响力。曾国藩的众多奏折中，不足600字的《参翁同书片》被当时师爷争相阅读，拼命学习，堪称轰动一时的极品文章。为什么《参翁同书片》引起社会轰动？除了弹劾对象非常特殊（翁同书系当时旺族，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出身翰林，曾做过咸丰皇帝及诸亲王的老师，与皇帝关系密切；其兄翁同爵，官至督抚，为一方大员；另一兄翁同龢状员出身，做过同治、光绪的帝师，与皇帝的私人感情极深）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狠”到包括皇帝在内的人，都无可辩驳，不得不按照曾国藩奏折严惩翁同书。且看曾国藩的经典之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弟鼎盛瞻顾迁就。”

曾国藩头号大秘李鸿章像（网络图片） 

　　官场是矛盾的综合体，充满了诡诈和权谋，一旦身入官场周围难免有无数“政敌”。都是为皇帝服务，本应和衷共济，但是，这些“政敌”或因政见不同、或因个人利益所致，他们并不同心。相反，彼此之间内斗不止，打横炮、使绊子、设陷阱的事经常发生。如何通过写奏折弹劾的方式，借皇帝之手清除“政敌”，是封建官场官员经常使用的手段。写这类型奏折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弹劾对象违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具有无可辩驳的分量；另一个是处处为皇帝着想，阻断皇帝的私人情感，让皇帝不得不拿下“政敌”。深谱其道的曾国藩，先后上奏折弹劾清德、陈启迈、李元度等官场新秀，皆被皇帝允许。

　　弹劾类奏折最注重立论，其中站得住、驳不倒，让主政者不得不接受则是其中奥妙。曾国藩在弹劾类奏折中，把“狠”字诀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主要原因有：其一，准确掌握了被弹劾对象的违法犯罪事实，并且这些事实触犯了清朝的管理制度，坚持用事实说话，用制度说话，笔调硬挺。其二，把被弹劾对象的违法犯罪事实与国家命运、社会大势结合起来，他自己的私心隐藏在为国家的公心之中，增强了感染力和说服力，掌握了道德和公理的主动权。其三，站在对方特别是皇帝的角度反复考虑，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并在奏折中将各种漏洞堵死，因此一道奏折上去，目的基本能够实现。

　　唐太宗李世民悼念大臣魏征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历史人物是一面镜子。曾国藩虽然离世一百四十多年，但他的为人、作文仍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尤其值得公务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