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的字义被解释为“正”，大约是从《诗大序》开始的，所谓“雅者，正也”。后世还有“雅正”一词，意思是合乎规范。又有“高雅”、“典雅”、“文雅”、“优雅”等对雅字的修饰，都是强调雅的高贵和气度不凡。所以，我们到国家大剧院这样的高雅殿堂欣赏艺术，不仅必须着正装，而且要正襟危坐。
《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相传为汉代毛苌所作。故章太炎先生指出，雅字训正，只是后起之义，并非本意。按照《说文》的记载，《诗·大雅》的“雅”字，古文写作“疋”，所以，大雅、小雅又写作大疋、小疋，雅是疋的假借。后来以“正”训雅，也许是因为“正”与“疋”的字形比较接近吧。但章太炎先生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据《说文》解释，“疋”字的上半部是腿肚子和髂骨的象形，而下半部“从止”，有走的意思，所以又说“问疋何止”，即走到哪儿去？又有训“疋”为记的，意为记录。据说，古代有“王官采诗”的制度，天子命官员到民间采集歌谣，以观民风。他们到下面走来走去，把民间的歌谣记录下来，献给天子，天子就根据这些歌谣了解民风民情。这些歌谣编辑成册，就是后来的《诗》。不过，大雅、小雅略有不同，这些诗很少来自民间，而是贵族们的创作。而无论如何，采诗观风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又说，“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明乎此，我们看到今天由官方推崇的文学艺术，或所谓主旋律作品，自称其高雅，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因为这是有渊源的，雅文化首先是王官文化。
这是就“疋”字的性质而言。还有一种是就字的声调而言。章太炎在这方面做过很深入的研究。梁启超说：“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具体到“雅”字，《说文》称“楚鸟也”，是楚地的一种鸟。由于它的叫声很像“雅”的发音，居住在秦地的人用秦地方言便称这种鸟为“雅”。章太炎先生进一步指出：“雅即雅乌。”考《事物异名录》，雅乌还有很多别称，如乌雅、慈乌、慈雅、寒雅、孝乌、黑乌、祥禽、吉乌、善禽、老鸦等。它的命名既然与它的叫声有关,所以说“以其声调言也”。有意思的是，这种“鸟”的叫声（即雅声），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秦声”（秦地方言与音乐）的代称。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就有“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也有“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太炎先生认为：“所谓乌乌秦声者，即今之梆子腔也。”
那么，这样源自鸟鸣的“雅声”如何能一变而成为文化的正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从周、夏两代生存空间的内在一致性入手，近现代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特点。他们认为，西周尊雅，是因为西周王畿曾是夏人故地的原故。对此，朱东润先生曾有很详尽的考证：
《大·小雅》既为西周之诗，然则，何以不称大、小周，而称《大·小雅》？”应之曰：“《大·小雅》者，大、小夏也，犹言大夏、小夏之诗云尔。《荀子·荣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此雅夏互通之证也。（见《诗三百首探故》）。
这就是说，雅既是夏的转借，在夏的故地发展壮大的周，就接受了雅夏互通的事实，拿了“雅”字为夏这个地方的诗歌和音乐命名。因此，不仅《诗》有大雅、小雅，另外还有雅音和雅言。梁启超曾经指出：“荀氏《中鉴》、左氏《三都赋》皆言：‘音有楚夏’，说的是有楚音、夏音之别。”（《释四诗名义》）朱自清先生甚至认为：“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经典常谈》）《论语·述而》也记载了这种说法，可以为证，即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雅被定于一尊，成为中国文化中正统、高贵的象征，“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首先是沾了王畿之地的光。雅就是夏，就是中央权力机构所在地。此外则属于“风”，有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和召南，是王畿之地的外延，这里的诗都不能称“雅”。这其实是一种地缘政治概念，在这个基础上，才慢慢演化为王官文化、宫廷文化、政治文化。而雅这个词才陆续引申出“正确”、“规范”、“高尚”、“文明”和“美好”等诸多含义。
雅最初是由王权独享的。春秋之后，礼崩乐坏，周王室衰微，诸侯做大做强，士阶层乘机崛起，文化权力下移，雅的所有权和解释权遂部分地转移到文人士大夫手中，他们以自己的趣味和好恶作为区别雅俗的重要标志，地域概念则退居其次。这时，雅的意义的领地就被大大地扩展了，如果说最初的雅是以地分，那么后来，则变成了雅以群分。不仅大众与雅无缘，而且权贵、官员亦与雅无缘，于是，形成了相对独立于王官文化的士林文化，尽管其士大夫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无法和王官文化划清界限。从士大夫中分化出来的这些文人雅士，以清静平和、自然闲适的生活意趣和遗世独立、超凡脱俗的个性表达，作为其社会性存在的文化标志。关于这种人，《红楼梦》中贾府的清客贾雨村曾有过一番精妙的论述，在他看来，这种人秉正邪二气所生，“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他举出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导、谢安、顾恺之、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希夷、温庭筠、米南宫、石曼卿、柳永、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莺、朝云等，很显然，他们都是从“雅正”中解放出来的、具有新人特征的雅士、雅人。不过，这个“雅”离开它的本意已经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