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4月22日，洪仁玕投奔族兄洪秀全来到南京，仅20天后，洪仁玕即被封为干王，全称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位极人臣虽然只用了20天，但是踏上南京的土地却用了5年时间。
洪仁玕的曲线回归
洪仁玕比洪秀全小九岁，两家分别住在相邻的两个村子，全是洪氏家族，其实二人的关系已经不在五服之内。洪秀全自幼就已聪明过人闻名于乡里，对于这个大自己9岁的哥哥，洪仁玕从小就是极度仰慕的。（中国人最后做粉饰工作，无论是据传教士罗孝全、韩山文等人的记载，还是从洪仁玕的记录来看，洪秀全身上都少不了造神运动的痕迹。）
洪仁玕的科考之路和洪秀全一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为了营生计，兄弟二人都是靠私塾为生。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名落孙山之后，偶然间翻看五六年前获得的《劝世良言》，大彻大悟，解开数年前异梦之谜（打通任督二脉，灵魂出窍般的酸爽）。洪秀全在茅塞顿开之后，首先感化的就是洪仁玕和冯云山。他们做的有鼻子有眼，在河里替自己施洗，然后打倒“孔家店”——毁掉孔子牌位和肖像画。三人更是经常聚在一起研习中译本《圣经》（其疯狂痴迷程度颇像当下的创业小团队）。中国是个乡土社会，几千几百年的传统习惯，在人们的意识中早就构筑起了观念大防，洪仁玕三人的行为早就被乡里视为异端，糊口的营生场所被自己革了命，学生自然早就吓跑被家长另择校了。洪秀全和冯云山是大小伙子了，家里也无法约束，可是洪仁玕毕竟年龄小些，被家长一通胖揍撵回了家。洪仁玕后来又把孔子牌位重新供奉起来，开馆授徒，做回了私塾先生。此间，两位大哥邀他去广西传教，洪仁玕以家有老母为由未能同往。
后来，洪仁玕在家待得久了，也就回到耕读的老路上去了，甚至可以讲，他在跟随洪秀全瞎折腾和科考代表的正途之间出现了犹豫。1850年，洪秀全的传教事业逐渐壮大，更是得益于偶然的土著和客家人械斗，催生出军事力量。洪秀全的宗教活动向政治运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时引起了当地官府的重视，算是正式进了黑名单。这一年，洪秀全在自知即将踏上不归路之后，派人把家里老小接到身边时，曾对洪仁玕发出邀请。可是，洪仁玕苦读经书良久，大考在即，岂能差这临门一脚！更何况，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万一得以高中，岂不是命运来了个大转变。这对读书人是多么大的诱惑。于是，洪仁玕独身一人前往广州应试。
但是，洪仁玕在此期间并不是完全老老实实做个顺民的。他在家乡的这几年，至少发展了五六十名皈依者，给他们一一受洗。1848年冬，洪秀全和冯云山二人回家时，也曾劝说洪仁玕入伙，起兵反清，洪仁玕并没有应允。可以看出洪仁玕的心理肯定是矛盾的——他也想走这条造反的捷径，成功后那就是鸡犬升天的待遇；可是他心底里是不认为两位老兄能成功的，等待他们的只有灭九族的灾祸。洪仁玕还没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
1851年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自封天王。清朝官府一时抓不到他，自然要先把老家给他抓个干净。洪仁玕此时又有了兴致，一路追寻大哥的脚步，却是望尘莫及。为了躲避清兵搜捕，逃难于香港，遇到传教士韩山文。
和韩山文相处了一年时间，洪仁玕给这位传教士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叛乱缘起。在韩山文看来，这场叛乱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令人惊讶——造反者们竟然举的是基督教的旗（拜上帝会）。韩山文看到了在中国打开传教事业的大门所在。1854年5月，受韩山文资助，洪仁玕企图从香港到达上海，再由上海溯长江而上，穿过清军的防线进入南京。但是事与愿违，洪仁玕在上海待了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实现计划——韩山文的面子太小，外国人的圈子没人买他的账，也就没人肯帮洪仁玕；控制上海县城的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虽然跟太平天国关系不错，可是不相信他是天王洪秀全的亲戚，不施援手。无奈返港，他找到一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助理的工作，一干就是数年。
洪仁玕这几年跟随的传教士是理雅各——苏格兰籍，后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理雅各是个有学识之人，早就对这个所谓耶稣基督之弟——洪秀全不以为然，斥其为异端，更是力劝洪仁玕好好在香港传教，不要回去趟这趟浑水。正如另一位传教士富礼赐在其《天京游记》里评论道：“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梁启超也曾给太平天国做过定性：“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教，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无差异。”
在这世间，有明白人，对应地就有糊涂人或者制造糊涂的人。洪仁玕回到香港写出了《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起义记》，风行一时，成了有名有姓的人物。香港这个地方的传教士太多了，洪仁玕一出现的地方，总是有人聚拢过来，向他打听中国叛乱的事，有传教士向他灌输一定要去南京，讲真正的基督教带到中国去，带给中国人。因为，他们这些传教士始终没法完成任务，却够执着够投机。
洪仁玕在几年里也确实开阔了眼界，他后来提出的很多经济、政治等纲领，都得益于这几年的学习和见闻。但他心里也想着能够回到已经做大的太平天国去。这一次，洪仁玕偷偷溜出了香港，历经长途跋涉，于1859年来到南京天王府。
洪仁玕的战争岁月
1859年4月22日至1864年11月23日，洪仁玕选择了一条从生到死之路。在此期间，太平天国一面要对抗清朝的围剿，一面要处理与英、法为代表的外国势力或者说是争取外国势力的支持。洪仁玕处于战斗的状态中；当然，时局的发展才不会理睬他有没有准备好。众所周知，洪仁玕来到南京时， 太平天国内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故——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内斗已死，翼王石达开率部远征不归，天王洪秀全猜忌异姓，大肆分封洪氏幼年子弟。天京情况非常不容乐观，南方许多土地已经被清军收复，官军对天京形成包围之势，江南江北两座大营驻扎数万重兵。军事上依靠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侍王李世贤等南征北战。
那么，干王洪仁玕的军事能力如何呢？所谓一战能成名，自然一战也能搞臭。干王在到来20天内一路升迁，虽然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一并受封，但是这是拿命换来的。洪仁玕对诸王的不服气心知肚明。或许是出于展示其独特价值的目的，干王提出了解天京之困的“围魏救赵”之法：派军迂回至官军后面，夺取杭州、苏州，抢占官军补给线，迫使江南、江北大营营救，然后太平军再合围并歼灭兵力减弱的两个大营。同时，顺势夺取上海，争取获得洋人的支持，购买洋人汽船，巡视长江并发展海上势力。
干王的战略关键在洋人支持，而他多年的经历和来到南京后的《资政新篇》等一些列改革之举，都深受天王洪秀全的信赖。1860年6月2日，忠王攻下苏州，但是清军曾国荃围攻安庆一年多，到1861年将其攻下，直接威胁天京安危。1860年，以英法为首的列强担心本国利益安危，经过一番斗争后决定保卫上海，由苏州道台吴熙出面，组织华尔召募外国籍亡命徒及军人组成雇佣军阻击太平军。1861年12月29日，忠王李秀成攻克杭州。战事在一城一地之间拉锯胶着。直到1862年2月，英国、法国和华尔洋枪队开始结盟，反对太平军进入上海的天平一下子就倾斜了，太平军的局面急转直下。这背后，其实是英法联军和清政府的短暂利益结盟。至此以后，干王洪仁玕四处搬救兵，诸王都以没有钱粮为由拒绝前往，各顾自己，不顾大局。
总体来讲，干王主持的军事作战多是以战败收场，在具体执行中，与忠王等人分歧较大。他的战争注定了没有赢取和平的那一天。1864年12月23日，洪仁玕在江西南昌遭处决碎尸。
洪仁玕的战争与和平
他的战争注定没有和平。这是洪仁玕的性格弱点所致，也是洪仁玕的能力不及所致。二者又总是纠合在一起的。
英国人富礼赐《天京游记》写道干王：“……盖彼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也。可惜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竦懒，顾面子的自重心及中国人好隐瞒好用术之性常在其人格发展，此皆在干王爽直挚诚之性格展现出来。……在他的特殊地位有一特要的成功要素，即是智慧，可惜他没有；他的自尊自大心毁灭了一切由他的经验而得之知识，鄙俗的歌颂赞扬——由各方面尽量给他的——都不免有相当的恶果。”
智慧与地位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并存关系，多数人是爬到了那个地位，但是智慧不够；而智慧和地位兼而占之一些的，往往不见得能施展开来，会被众俗所吞噬，更何况受命于危难之际。
洪仁玕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在描写库图佐夫抗击拿破仑的时候的总结。这个能够打赢当时的绝世统帅拿破仑的老头子，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睿智，这种睿智是洞察历史规律的重要能力（库图佐夫的睿智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与他相比，其他的将军则显得庸俗（追名逐利）。
在如此的战乱之际，洪仁玕作为干王，还是享受了纵使和平时期以他的出身也不曾敢想过的奢华——
富礼赐说：到干王府，则见金色与红色互相辉映。府前街上有二亭，亭内常奏音乐不断——乐声有时细微至不足摄耳，但有时嘈响不堪。
……干王约四十五岁，比较胖，有一副开朗、十分快活的容貌。当你见到干王，他会同你握手，用英语说“How do you do?”，并请你就座。
洪仁玕吃饭时，能饮一大杯葡萄酒，同时他在南京城里用西餐招待来访的客人。
桌上陈列光怪陆离形形式式的东西甚多。有一座望远镜（破了），一个枪盒（枪丢了），三支手枪（均生锈的），两盏玻璃灯（不能点着的）……
似乎括号里面的内容更多地隐喻了现实的处境。
题外话——历史的真实
洪仁玕对富礼赐指出了一件事实：如果上海道台对于逃亡的太平军人稍示慈悲宽大而不将其即行斩首，则太平军前线队伍实不容易维系了。
人看见一只将要死去的动物，他会感到恐怖：一个本质与他相同的东西，眼看着将要消灭——再也不存在了。但是正在死亡的是人，而且是亲爱的人，那么，在生命的灭亡面前除了有恐怖感之外，还有感到五脏六腑的撕裂和精神的创伤，这种精神的创伤就像身体的创伤，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是永远疼痛，害怕外界刺激性的抚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