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是个第欧根尼式的哲学家，他的文章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悖论。比如，他在谈到现代人的主体困境时说，现代主体的形象可能是一个印度程序员，白天他在专业技术方面胜人一筹，但夜晚回到家里，就点上蜡烛膜拜神牛。

　　程序员通过膜拜古老图腾的方式，安抚自己的生命迷茫，这没有什么奇怪。再高深的专业知识也不能替代信仰，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精神现象。但是，如果本来应该拥有坚定信仰的人，却又在家里烧香拜佛，就显得比较古怪。有一位被查处的贪官，在家里专门造了个佛龛用于朝拜，但佛龛下面的柜子里，又装满了不堪入目的黄色影碟。这又是什么样的困境呢？估计苏格拉底也会目瞪口呆。

　　最近半年多时间里，中央纪委关于落马官员的通报中，开始出现了“长期搞迷信活动”的表述。这个短语最早大概是用在宁夏原副主席白雪山的身上，近期又被用来形容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中间还夹了一个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这些领导干部级别都很高，跟老百姓比起来，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但他们搞起迷信活动来，比普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三个人里，关于王保安的通报最为严厉，几乎相当于厉声斥责。除了说他“毫无政治信仰”，还直接骂他“道德沦丧”。要知道王保安可是个经济学博士，专业技术方面比印度程序员一点都不差，只是不知道，他膜拜的又是哪一路神仙妖怪呢？

　　官员搞迷信，最常见的有两种形态，一是迷信风水，二是崇拜大师。有的官员大概是信不过市面上散养的“大师”，干脆自学成才，自己看起了风水。白雪山就是个特别迷信风水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路子比较野、心里老不踏实，所以修点什么都要青龙白虎搞一番，光是一个广场上的喷泉就“怒气冲冲地”重建了三次。在崇拜大师方面，原广东政协主席朱明国比较典型，据小道消息说，他曾经当众向“大师”王林下跪，过年过节时的请安朝拜更是少不了。从大量案例中可以隐约窥见一个事实，那就是，官员搞迷信很可能不是个别现象。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变成了印度程序员？

　　迷信活动当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在心理体验方面，它却有一种自洽性，也就是说，它能够“解释得通”。有一位高官不满意自己总是当副职，于是就重修家里的祖坟，结果后来他一路高升，几乎升到了白云深处。再后来他出事了，又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他家祖坟被挖了一个洞。迷信的心理逻辑几乎是无坚不摧的，如果仕途通达、财源广进，就可以归结为风水搞得好。如果出了问题，则完全可以归咎于“大师”不过硬。我很想告诉他们一个残酷的事实，没有一个“大师”能硬得过中纪委，但是人家未必信啊。

　　我看过很多批评官员搞迷信的文章，大多立意高远、情绪饱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缺乏回溯性的眼光，只盯着少数怪胎的劣根性，不追问怪胎的历史成因。官员搞迷信的心理动机是什么，无非像股市心态一样，是贪婪和恐惧。官最好越做越大，钱最好越捞越多，但一定不要出事。在特殊的政治氛围里，当官、捞钱、不出事有时几乎是三位一体的，太清廉的人很难上进，只挣钱不上进的人又很容易落马。官场与球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规则的不确定、不稳定。在球场上，即使拥有“上帝的手”，也难保不吃黄牌。但官场就不好说了，在暧昧混沌的政治生态里，如果不懂得上下其手，几乎就没有活路。因为官场的规则太难吃透，而且随时会改变，所以官当得越大，惶恐的感觉就越是深入骨髓。当他们不能通过显性规则确定自己的命运时，搞迷信几乎就是最后的选择，也是最终极的安慰。

　　领导干部并不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和七上八下。要想让他们摆脱神牛和神棍，最好的办法不是强化恐惧，而是建立起可以明确预期的官场规则。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建设，我觉得就是恢复政治规则的本来面目。你知道做什么可以撑杆跳，做什么会滑向深渊。如果这样的预期形成了稳定的共识，政治生态大概就能够回归清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