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800年前，我国汉朝处于末期，皇权势弱，朝臣跋扈，董卓专权，祸乱朝纲，一时，群雄割据，刀兵四起，黎民遭受涂炭。
京剧《捉放曹》说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故事。其以《三国演义》为基础，演说曹操刺杀董卓未成，出逃后被中牟县县令陈宫擒住之后发生的事。
话说陈宫擒住曹操后，感慨其行刺奸人董卓未成，佩服他是大义之人、是拯救天下的英雄，于是决心弃官出逃，和曹操一起共图大业。途中，二人来到成皋，巧遇陈宫故人老丈吕伯奢，被邀至家中热情款待。
然而，就在吕伯奢去往前村买酒时，曹操偶然听到后厨传来“捆而杀之，绑而杀之”的声音，心想这一定是在密谋要害死他们，便不问青红皂白，心一横杀了吕氏全家。可到后厨一看，原来只是吕氏家人准备杀猪款待客人，惭愧间竟是一场误会。
曹操陈宫二人见势不妙，只好赶快逃离吕家。不料在村头又遇到老丈吕伯奢已买好酒往家中返。曹操害怕老丈报官，为斩草除根又杀了老丈。
此举激怒了陈宫，他责备曹操既然已经知道是误杀吕氏全家，就不该一错再错、再杀老丈。曹操也是在这时说了那句骇人听闻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陈宫为此大吃一惊，这才发现曹操原来是个不义之人。于是，夜宿店中时，陈宫趁曹操睡熟，连夜逃离，投奔东郡去了。
从此以后，“白脸曹操是奸雄”的形象便深入人心。
但是，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三国演义》与史书出入甚多
其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对这段故事的记述是比较简单的，只有曹操行刺董卓未成后，“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及“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
即《三国志》中只有“捉曹”、“放曹”的事实梗概，其他其实都没有详细说。
至于京剧《捉放曹》，它的编排依据的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是历史演义小说。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4篇，说《三国志演义》“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即《三国演义》主要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解演义而来的。
与编写比较简略的史书《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经过罗贯中的铺陈，内容就丰富充实多了。也正是由于《三国演义》人物形象比较丰满，故事情节生动传神，所以流传更为广泛，被推崇为我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之一。
但是，既然是历史演义小说，其历史真实可信度自然就有待商榷。且其演义的另一依据、南朝宋著名史学家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解之间，本身也存在矛盾。
比如，裴松之其中一个注解是说：
《魏书》云有“太祖（即曹操）以卓终必覆，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这说的是，据《魏书》记载，曹操出行跟着的随从有不少人，过成皋时也没有遇见吕伯奢，更没被宴至家中款待，而是遭到吕氏儿子和宾客的抢劫。
如此说来，曹操其实是被迫反击，不是随意杀人，更不是什么“不义之人”，就不该给他扣上奸雄的帽子。
但在裴松之的第二段注解中，说“《世语》载，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俱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裴注三中则说，“孙盛《杂记》云”记载有“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从后面这两段注解里，似乎就能寻得《三国演义》中捉放曹细节的蛛丝马迹了。
不过，裴松之把《世语》（即《世说新语》）和孙盛《杂记》放在他的“注”当中，意思是指当时有此一说而已，并没有明白表示自己的态度。再者，《世语》是南北朝宋人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不算是历史；孙盛《杂记》属于个人笔记，也只能作为参考。
所以，罗贯中抓住这些注解，有意渲染成文，其实是有不少互相矛盾说不通的地方的。而一个故事细节之差，就会彻底影响历史人物品性的真实度。
细节推敲矛盾从生
比如，吕伯奢到底在不在家？曹操又究竟有没有愧对恩人？
按《三国志》正传的说法，吕伯奢并不在家，曹操和陈宫根本也没见到他。可是，如果按裴松之的第一个注解说的吕伯奢不在家，曹操只是路遇吕氏儿子和宾客后被劫才杀之，其不合理之处也十分明显——既然曹操有“从骑者数人”，吕家儿子和宾客怎敢轻易动手？
可若换一种思路，吕伯奢在家，那也是疑点丛丛。
首先，若按第二种注解中《世语》所说，吕伯奢在家，且受到的是“备尽主礼”的热情接待，那为什么曹操还会起疑心？“夜剑手杀八人”就更没有道理了。
若按第三种注解的说法，即孙盛《杂记》中称“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据以铺陈的材料来源），其中也有让人费解的地方：为什么热情好客的吕伯奢会放下客人不管，也没有人陪伴，非要亲自去前村买酒？这也就难怪曹操会生疑了。
再有，曹操听到可疑声音时，如果有跟随人员，为什么不派人先去看明究竟再作计较？
再说后厨杀猪待客。按常理推断，杀猪一刀直捅心脏就完事，哪里还有“捆”着杀“绑”着杀的一番争论？此言确实也容易令人生疑。
而除了吕伯奢到底在不在家衍生出的种种疑点外，还有一个疑问是，中牟县令到底是谁？
对此，《三国志·武帝纪》中并未说明，但在《三国志·任峻传》中，有说中牟县令杨原看到汉末扰乱，打算弃官出走。任峻劝杨原如果能“举义旗”，“必有和者”。当时正赶上曹操起兵关东，来到中牟县，任峻便主张“举郡以归太祖”。
这样看来，当时的县令该是杨原，而不是陈宫。但《三国演义》却偏说中牟县令是陈宫，纯粹是编造，没有历史根据。
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存有争议。受《三国演义》影响，曹操从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奸雄。但毛主席却看重曹操的历史贡献，对曹操有正面评价，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说到底，罗贯中根据他的正统观念，有意贬低曹操，一定要编造出许多生动的故事情节，为的是把曹操塑造成奸诈小人，以显示其拥刘反曹、维护汉室正统的立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批评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但不了解实情的人，一时信以为真，很容易将《三国演义》混同史实。明眼人如果能对照历史真实，一定会存有疑问，一定能看出其中破绽。如此说来，有时候过犹不及，故事写得太离谱，也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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