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的中美网络安全关系，有很大的概率，面临胆小鬼博弈的考验。理解这种博弈的由来，基本特点，及其在中美关系中曾经发挥的作用，对妥善处理特朗普时代的中美网络安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谁胆大，谁胆小：一种真实的游戏

　　胆小鬼游戏，或者说小鸡博弈，在修辞和实践领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作为当时美国街头的各路豪杰偏好的一类游戏，胆小鬼游戏至少有两种玩法：

　　第一种，极速撒把。大概的意思是大家齐头并进，把车速提到40迈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第一个hold不住重新把手放上去的，定义为胆小鬼。

　　第二种胆小鬼游戏的玩法，如上图所示，两辆车，相向而行，保持左侧车轮压在道路中线上，在车辆碰撞之前，提前打转向避免相撞的，就是胆小鬼，小鸡；剩下的那位猛人，基本可以胜者通吃。

　　胆小鬼博弈：国际体系里的大国游戏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冷战时期，准确的说是20世纪50年代，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让20世纪40年代美国街头青年争强好胜的游戏登堂入室，进而转化为国际体系里的大国游戏。

　　杜勒斯对小鸡博弈的理解，是其推崇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

　　小鸡博弈的精髓，其一在于尽可能的迫近边缘，即对手能够承受的压力的极限；

　　其二在于确保有效的信号传递，让对手确信己方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越过边缘；

　　其三在于对整个过程保持精巧的控制。一如上图引述杜勒斯的名言所说的，如果你不敢迫近边缘，那么你就输了。

　　中美关系中的胆小鬼游戏：炮击金门

　　1958年炮击金门开始后，杜勒斯尝试将胆小鬼游戏的政策实践，即著名的战争边缘政策，适用于台海地区。

　　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金门、马祖、台湾、澎湖，让杜勒斯遇到了难题：战争边缘政策里面的战争边缘线不太好画，金门距离大陆太近，美军的初期介入，比如派遣军舰护航对金门的补给，大陆方面做出了直白的回应，即打蒋舰不打美舰，而美舰在大陆开火后直接撤到了公海，还用灯光招呼大陆“我是美舰，我在12海里领海之外”。

　　于是尴尬的杜勒斯就看中了台湾海峡的中心线，觉得那地方是条合适、清晰、可控的战争边缘线，于是他1958年坐着新型的KC135到了台湾，目的是说服常凯申同学中正先生能够接受“台澎换金马”的方案。

　　结果当然是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一起给怼回去了：

　　海峡对岸的光头凯申童鞋很自然的告诉民主的朋友A的代表杜勒斯先生，我还要反攻大陆的，失去金、马就没得玩；大陆这边的图书管理员及其同事们很心有灵犀，杜勒斯一落地就重新对这金门开炮，这次是瞄着沙滩等没人的地方打；

　　一打凯申又很自然的告诉正义的朋友A的代表杜勒斯，你看这态势复杂，战况吃紧，不是不想听美国朋友的话，但就是不行。

　　后来，中美关系中，美方又折腾过几次类似的触及边缘和底线的事情，包括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军售，李登辉时期在两国论问题上对台湾发出错误信号。

　　大陆这边每次都在实力相当不对称的情况下，用最清楚不过的方式发出了信号：不会给任何基于战略投机和冒险的行动留下空间，不会因为靠向边缘就主动收缩，也会采取主动逼近边缘的策略。

　　如果被美国赢了：古巴导弹危机

　　冷战史上，小鸡博弈的经典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投机，准备通过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的方式，弥补美苏力量差距；美国发现后，在180海里外部署海上封锁线；然后苏联怂了，不敢用强行穿越的封锁线考验美国是否敢真的开火；最后结果是苏联输光。

　　大陆这边的毛主席对此有经典评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没搞清楚状况就傻大胆的胡搞一气）；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对方一划线自己立刻懵圈，啥都不知道了）；撤退中的逃跑主义（怂了之后垮的稀里哗啦的，完全可以有的回击都付诸流水）

　　特朗普时期的中美网安博弈：不做小鸡

　　特朗普本人，及其背后的决策支持团队，是小鸡博弈的铁杆脑残粉，中美关系，尤其是网络安全关系，将不可避免的在整体结构和具体案例实践上，进入一个小鸡博弈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应对小鸡博弈，首先要拒绝的是宋襄公式的战略博弈模式： 一厢情愿的从自身行为模式出发，以空泛的道德优越感来回应对方基于力量对比和利益算计给出的信号发送。这会导致对手梯次推进要价，并最终将双方都逼入墙角。

　　特别要避免的是用宋襄公的眼光来看待和理解所谓国际社会，以及其中的标准，并最终将自身的核心利益寄托在国际社会的良知，以及对手的道义底线的基础上。

　　应对小鸡博弈，其次要拒绝的是盲动和妄动的冲动：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中美网络安全战略博弈的基础，是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考虑到此，需要避免毛主席80余年前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判过的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的策略，避免将缺乏策略的盲目强硬作为主要的斗争方略。

　　应对小鸡博弈，第三要拒绝的是张伯伦式的应对策略：二次大战爆发前，希特勒对张伯伦实施了以边缘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压迫式谈判策略，张伯伦梯次让步，一直到最后无路可退。

　　邱吉尔将此称之为地摊式的谈判，每次都在最后做了一个小幅度的让步，不但没有满足对手，反而激发了对手不断压迫底线谋求更多成果的心理预期。

　　美方已经将中美网安谈判，看作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梯次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中国最终接受美方要价，是美方优先偏好选择的策略。

　　考虑到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特征，及其团队对华基本认识和偏好，中美网络安全关系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面临美方博弈策略变化，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不做小鸡，应该成为中美网络安全战略博弈在特朗普时期最主要的底线之一，具体来说，至少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根据美方的利益需求，结合中国的能力和利益需求，给美方画出若干清晰的阶段，告诉美方，中国的底线在哪里。

　　其二，配合底线，构建完善中国的博弈工具体系。逼近边缘，是一项需要高超和精细技巧的工作，同时需要大量政策工具的支撑。中国需要完善政策工具体系和能力体系，如总书记说的，构建自己的网络威慑能力，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当然，也不可能少了类似国家网络安全审查这样必要的工具。

　　其三，强化更精细、有效、准确的信号发送机制。国家战略博弈，本质上是一个信号编码、发送、接收、解码、反馈的过程。跨过边缘之前的任何时候，甚至是在逼近乃至局部跨过之后，必要的沟通渠道都是不可或缺的。

    任务艰巨，前途光明

　　基本可以预言，特朗普时期的中美网络安全战略关系，任务是艰巨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图所引的杜勒斯的名言，虽然是冷战时期山姆大叔阵营的名言，但对服务于中华家网信战略事业的人们来说，也是可以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以及在情感上的共鸣的。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沈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