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白居易诗的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繁复性。

　　与他并列的同时代诗人——韩愈的诗也是繁复的，但在韩愈那里，他喜欢用新奇冷僻的字，读者多注意冷僻的方面，繁复感便淡薄了。而在白居易那里，非常平易的，或是常见的词语不断出现，因而繁复感就更加显著。

　　当然，繁复未必不适合作诗，但至少，不适合写抒情诗。然而，他就以此法写诗，不仅《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叙事诗是如此，即便写抒情诗歌，也照样繁复。也就是说，他是用难以作诗的方法在作诗，在这点上，他是一个特殊的诗人。

　　那种特殊性，在中国历代的诗歌中也是特殊的。对于唐诗来说，就更为特殊。唐代继承了前代中国诗歌的传统，成了诗歌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唐代的诗歌扬弃了中国前代诗歌所常有的叙述的平淡感，而将它提炼成为高度凝练、概括的语言结晶。一般所谓的唐诗名作，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唐诗，就是这种凝练的语言。

　　但白居易的诗不是这样。与其说使人感到凝练的语言，毋宁说使人感到是缓慢松散的语言，与一般唐诗有很大的不同。明代李于鳞的《唐诗选》中，白居易的诗一首也没收录，就是因为它和一般唐诗的感觉不同之故。

　　如注意到白居易诗歌这种繁复的特点与同时的韩愈是共通的话，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八世纪后半叶，即所谓“中唐”时代，有着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机；有着文学的重心由诗歌转向散文的征兆。因为，繁复对于散文世界，对于那需要雄辩的领域来说，本来就是远比诗歌领域更为适合。

　　然而可以看到，白居易的繁复，与其说是那种时代风潮的反应，不如说，它更多的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所主张的行为。那么，他的主张是什么呢？那就是，诗歌不能被特权所垄断。 

　　一般抒情诗人所使用的凝练的语言，总焕发着隽丽的色彩，唐代的抒情诗人，也是如此。但这样的语言，容易成为一种特权性的语言。有时过于华丽，有时过于简洁，有时又过于隐晦，甚至难于理解。这能否作为大众的语言呢？他有着这样的担心。因此，就特意更多地使用通俗的、不带隐晦的、明了易懂的语言——我是这样认识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他诗人常用的那种凝练概括的语言，他原来也并不少用。比如有一首《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山》这样长的题目的长诗，从各个方面咏唱了草堂生活的快乐后，跳出了如下两句：

　　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

　　依此为结束。似使人看到，以前跌宕而下的语言之流，到此嘎然而止，朝着别的方向而去。类似的飞跃性，在致好友元稹的诗《别元九后咏所怀》的结句中，也可以看到：

　　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还有《寄江南兄弟》的结句：

　　平地犹难见，况乃隔山川。

　　可见，此类飞跃性的、凝练概括的语言，他并非不善于使用。但可以认为，他不单单以此法作诗，是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即使这样做的结果会产生某种松弛感，他也宁愿倾向于繁复。宋朝的苏东坡称其诗为“白俗”，对于他来说，这也许是甘心情愿的，或者，甚至是乐于接受的吧。

　　更重要的是，如把这种由于繁复而可以洞见其感情的扩张的语言，一句句好好品味的话，却未必会有浅薄之感。大致在各个部分，总有些耐人咀嚼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用不适宜作诗的语言繁复的方法，也可以写出诗来。而这一点，肯定正是他最大的苦心之所在。由于他对人类的热情，无论怎样写出松散的句子，也不会淡而无味，这说明他实际是一个繁复的艺术家。

　　只是他的短诗和长诗相比，难免显得差劲。繁复原本就是适合长诗的。他的短诗，尤其晚年所作的七言律诗，像是把扩张的感情硬截下一段来的作品很多。这样的诗几达数百首。如阅读原诗集的话，这种琐碎的反复和堆砌就产生一种压力。连在这样的一个小的诗集（岩波诗人选集）中，都感到不适。

　　日本人自平安朝以来，对他的诗感到亲切，主要就是由于繁复的一种结果——通俗平易的原因。江户时代的学者室鸠巢在《骏台杂话》中说：

　　我朝自古以来疏于唐土文辞，能读李杜诸名家诗者甚少。即使读之，难通其旨。适有白居易的诗，平和通俗，且合于倭歌之风，平易通顺，为唐诗上等，故只学《长庆集》之风盛行。

　　虽然看起来平易，但要在他确实平易的句子中，发现不仅仅是平易的内涵，这恐怕就是读者的任务了吧。

　　还有，担心诗歌会成为特权语言而反复思考的诗人们，不就应以其为榜样吗！江户时代十分杰出的学者伊藤仁斋跋《白氏文集》云：

　　目之以俗之处，此正白氏不可及之所。但伤稍冗。盖诗以俗为善。三百篇之所以为经者，亦以其俗也。诗以吟咏性情为本，俗则能尽其情。俗而又俗，故不可取；俗而能雅，妙之所以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