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可以称为战神。

　　自十几岁从军起，他以一把刀加满腹谋略，征战西东，纵横四海，奠定了唐朝近三百年基业。当然，捎带着也给我们后世子孙冠上了“唐人”的称号。多年的战争生涯，让他成为了一个卓越的军事帅才，也创造了无数次战争神话。

　　贞观十八年（644年），距虎牢关之战24年后，战神已垂垂老矣。然而，挟“天可汗”之威，凭文治武功的史无仅有，太宗又一次出马了。

　　此次出马，战神之剑，东指高句丽。

　　一

　　贞观十六年，高句丽国权臣泉盖苏文与国君高建武产生了矛盾，一个是君主，一个是铁血强人，互不相让。高建武秘密布置力量，想灭了泉盖苏文，结果消息外泄，泉盖苏文反而先下手为强，带兵入宫，宰了高建武。接着，他又整兵治武，进攻邻国，准备凭借武力一统朝鲜半岛。

　　本来，这是朝鲜内部的事，可是，天可汗觉得，自己应出手管管，不然，这个天可汗当得有点名不副实。再说了，趁着高句丽内乱，出兵扬威，正是时机。

　　出兵别国，终是不义，太宗左思右想，终于给自己找了个借口：“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言外之意，要为隋朝复仇。这个借口，实在有点牵强附会：他的大唐，就是因大隋征辽失败，才得以趁机建立的，就这方面而言，他还得感谢高句丽呢，何谈复仇？

　　复仇，只是个优美的借口而已。

　　对待这次出征，大臣们是极力反对的，尤其反对太宗亲征。大臣褚遂良把道理说得非常明白：“今中原清宴，四夷畏服，陛下威望日著，震古烁今，今若远渡辽海，往讨小夷，果然指日成功，原是幸事，万一蹉跌，伤威损望，再兴愤兵，安危难测。”这话并非马屁之言，以太宗当时威望，只需发一纸国书，高句丽估计就会罢兵，没必要劳师动众，更何况还是亲征。况且，当时泉盖苏文已经遣使纳贡，甘愿求和了。

　　但太宗一拂袖子，拒绝了求和。原因很简单，太宗爱慕虚荣了，面对手下将军们战胜攻取、四夷宾服，他有点眼红了，渴望有一次机会再让自己宝剑出鞘、一展雄姿，让手下那些名将们看看，自己仍是不老的统帅，是他们敬仰的战神。

　　这时，曾跟随隋炀帝东征的郑元璹也劝他道，辽东路远，粮运迂回，高句丽人又善守城，不易攻入，还请三思。太宗听了，很不高兴，说，今日比不得前朝，卿且看朕破敌！太宗决意要亲征。

　　四五十岁的皇帝，又恢复了年轻时的装束，跨上骏马，亲佩弓箭，并在鞍后自结雨衣，豪情满怀，谈笑风生，指着身上的袍子对来送行的太子道：“回来见汝，再易此袍。”在太宗想来，弹丸高句丽，弹指可破。

　　二

　　兵指高句丽，对于超级大国大唐来说，应当如石击卵，但结果却让大唐将军们一个个瞪大了眼：大唐这块石头，如同撞上了一个小铁块，硌得自己生疼。高句丽人对待唐军，众志成城，坚决抵抗。

　　如果说，太宗当时不犯战略指挥错误，即使高句丽抵抗得如何顽强，也无济于事—毕竟，论国力，高句丽不如大唐一郡；论财力，更是九牛一毛；更何况，太宗手下还有数十名百战名将。可是，大军出发时，太宗却传发如此圣旨：天子大军，应堂堂正正，正面攻城，不应使险行诈，有辱大国风度。

　　这道旨令让人哭笑不得，既是打仗，怎可能不使险行诈？究其原因，仍是太宗的自大甚至是自我张扬的心理在作怪，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堂堂正正打到高句丽京都平壤，锣鼓喧天、仪仗鲜明地接受高句丽君臣投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征战之初，捷报频传，大唐将士，所向披靡，攻盖平，袭沙城，取辽东，降白岩城，无所不克。

　　在白岩城，高句丽军精锐与唐军进行了一次正面交锋。太宗分析：高句丽军如据险而守，断我粮道，为上策；若迁移百姓，坚壁清野，为中策；若统率重兵，与我决战于郊野之中，为下策。太宗算定，高句丽军定取下策，所以提前四面埋伏，待其自投罗网。

　　果然，高句丽将军高延寿和高惠真统领15万大军，挟电闪雷鸣之势而至，结果正中唐军埋伏，一战而败，溃不成军。高延寿、高惠真丢盔弃甲，到太宗军门前投降。

　　太宗这一刻，意气风发，满面红光，指着二高笑道：“东夷少年，跳梁海面，哪知坚持决胜，未及老成？自今尚敢与天子战乎？”二高匍匐在地，无言以对。

　　太宗哈哈大笑，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当日即写信给京城的太子等人，狠狠地自夸了一番：“朕为将如此，汝等以为何如？”

　　然而，兵家之忌，在于骄兵必败。

　　三

　　弹丸高句丽，兵员稀缺，一次损失15万，国势已岌岌可危。这时，只有一个叫安市的小城，横在唐军的进军途中，安市一破，一路到高句丽京都平壤，再无险阻。

　　高句丽人知道安市的重要性，于是将国内精兵全部集中于此；同时，唐军的数十万人马，也猬集于安市之下。两国之争，变成了一城之争。

　　其实，此时正是唐军出奇制胜的好机会，高句丽举国之兵，全部被吸引到安市，而从此地到平壤，几乎无兵可守，只要派一支精骑，绕过安市，直袭平壤，高句丽便可拿下。过去，太宗最善于在这种情况下，突发奇兵，致敌死命，虎牢关之战就是明显例子。但是这次，太宗却一点也不想用此绝招。所以，当大将李道宗提出，给他一支五千人的部队，就可以搞定平壤时，太宗假装没听见，枉顾左右而言他。还是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明白皇帝的心意，急忙打圆场道：“天子亲征，总须计出万全，不宜幸险侥幸。”一句话，让李道宗无话可说。

　　既然想堂堂正正地举行入城式，仗就变得不好打了。

　　安市城主很聪明，看出了太宗的心思，每当城快守不住时，就答应投降，但要求给几天准备时间，太宗很爽快地答应了。可是，等人家缓过劲儿，就不降了，唐军又得重新攻城。如此几次，太宗发怒了，更坚定了拿下安市的决心。

　　太宗的虚荣，不可能不影响到手下的将军们。

　　李道宗攻安市东南，督众筑土山，与安市一样高。作战时，李道宗脚受了伤，撤了下去，把攻城任务交给部将傅伏爱。傅伏爱想，高句丽兵想必吓破了胆子，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出来，于是就放松警惕，到一边休息去了。恰巧那晚，土山垮塌，把安市城墙压塌了数丈，给唐军创造了一个入城的绝好机会。可是，唐军没了指挥官，士兵们个个干着急，没人敢贸然攻进城去。反而是安市兵趁机攻出，占领土山，“堑而守之”。一个绝佳的攻城机会就这样白白失去了，土山也被对方变为自己的防御屏障。

　　太宗知道后，气得胡子直翘，将傅伏爱斩首，把李道宗狠狠训斥了一番，然后令诸将率兵夺回土山，但接连三天进攻，均未奏效。

　　安市城成了一颗钉子，就是拔不掉。

　　九月霜天，说来就来了。辽东天气，酷寒无比，滴水成冰。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士兵、军马都难以久留。无奈之下，战神不得不回军，打了场一生中少有的未达目的的战争。此时，太宗身上仍是出征时穿的袍子，长满虱子，但他坚决不换，说：“军士衣多破烂，朕独忍换新装乎？”其实是先前出征时把话说得太满了，下不来台。

　　征辽之战，唐军亡两千余人，战马死十之七八；高句丽兵战死四万人，被俘七万人。

　　四

　　太宗毕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绝不同于隋炀帝。隋炀帝是死不改悔，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国家不灭不回头；唐太宗则不然，尽管虚荣，但在事实面前不认死理，于是一挥手，班师收兵。

　　太宗的撤退，是很有戏剧性的。即将离开时，他站在安市城下，立马扬鞭，意气不减当年，对着安市城主大喊：朕因天寒思归，待来春再行亲征，汝等能出兵追随，今日是最好的机会。

　　安市城主自是不敢，能挡住十万唐兵的进攻，他已拼尽了全力，至于乘胜追击，他想都没想过，还是请他赶快退兵为好。所以，安市城主表现得非常好，“登城拜辞，连称不敢”，给足了这位东方霸主面子。

　　对方够义气，太宗更有风度，拿来几百匹绸缎放在城下，告诉安市城主：“汝能固守此城，直至两月有余，可谓忠勇，朕赐汝良缣百匹，汝可领受。”

　　此举真可谓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又没丢一个泱泱大国的所谓风度。

　　然后，太宗一声号令，撤兵归国。

　　一个超级大国，征讨一个弹丸小国，费时一年，耗粮无数，却没有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是贞观年间大唐征伐四方中唯一一次未成功的战争。

　　虽然战事结束了，但太宗依然耿耿于怀，他百思不得其解，以他的文治武功，征伐四方，无往不胜，为何此次对一蕞尔小国却碰了壁。他带着这个问题，去询问已退休在家的将军李靖。李靖不好正面回答，就委婉地告诉他，你去问李道宗，他知道原因。太宗是个明白人，一听脸就红了—他想起了李道宗当时提出的奇袭平壤的战略。

　　不怪别人，一切都怪自己太过虚荣。因为虚荣，他亲自挂帅；因为虚荣，百战百胜的他放弃了奇袭之策，而采用了正面作战的愚蠢战法。

　　太宗很后悔，长叹：“魏征若在，必不会使朕有此行。”这只不过是事后之言，魏征活着，真能拦住他吗？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