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睡虎地秦简中秦律并非是严苛残暴无情的，相反总的来说是很轻缓贴近人情的，根本不存在“失期皆斩”这类恶法。究竟是秦法真的残暴还是儒生们记载下来的秦法残暴？

　　确实，就睡虎地秦简中所记载的“秦律”而言，可以说具体的法律条文“并非是严苛残暴无情的”，某些条文甚至也可以说是“是很轻缓贴近人情的”。

　　但是，“秦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又确实是残暴的。

　　其之所以“残暴”，原因正在于秦律非常地“繁杂细密”。

　　为实现全方位的“以律治国”，秦国（朝）追求凡事“皆有法式”。《盐铁论》里说“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后世所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也已证明了秦律确实十分繁杂细密。

　　“细密”当然绝不等同于“残暴”；甚至，就文本本身而言，“细密”还有可能反映了立法者充分考虑了事理与人情（当然，也有可能反映了立法者充分考虑了方方面面如何对自己最为有利）。

　　然而，在一个识字率极低的原子化的专制社会，繁杂细密的法律体系，只会产生一种结果：律法成为统治者单方面的统治工具，它越繁杂细密，对统治者就越有利，对民众的伤害，也就越大。

　　秦国（朝）的识字率极低是显而易见的——先秦时代，普通民众本就难有受教育的机会，秦国（朝）的国策之一，又恰是致力于“民不贵学问”，故其识字率尤其低。

　　所以，愈是繁杂细密的法律体系，愈是将民众推向手足无措的“法盲困境”——他们不清楚法典里有些什么条文，无法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也无法评估官吏针对自己的“执法”是否真的“合法”；自然，这些法典也无法约束作为执法者的统治阶层对民众的戕害。繁杂细密的立法，对民众而言，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很大的知识负担，或者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存挑战。

　　英国当代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言及：提高人民的识字率，是提高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知水平，进而通过法律来实施有效统治的必要前提。

　　《商君书》当然也考虑到了秦国民众皆是“文盲”，故书中有一项特别规定：凡吏民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官吏必须如实解答，并要留存档案（符），写明询问日期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且将符之左片交予询问者，符之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作为日后抽检吏民执法、守法情况的依据。

　　这种依赖官吏和统治集团的“自觉”来实现“法治”的路径，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效果。商鞅或许会迷信“同时做裁判员和运动员，也能保持比赛的公正”（当然，更大概率是他只是想要符合他的利益的“公正”），但今人殷鉴不远，当有更理性的认知。

　　图：睡虎地秦简

　　自身不识字，也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法律援助”可以依靠，原子化的秦国（朝）民众，只能深陷于“动辄触法”的困境之中。执法之吏，则可依赖其“法律知识”选择性执法，予民众以“合法伤害”，而不必担忧任何惩罚。

　　所以，执着于睡虎地秦简中无“失期皆斩”之说，而责备陈胜、吴广以失期皆斩”之说恐吓、裹挟众人，其实是走错了方向。陈、吴起于底层，既未必能够充分了解依秦律自己将遭受何种惩罚，也未必能够对秦吏的执法保持信心；与其说宣扬“失期皆斩”是在裹挟众人，毋宁说是陈、吴等人基于其日常经验而做出的一种后果预判。

　　正因为秦律繁杂细密，令秦人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刘邦入咸阳时，为收拢人心，才会选择与父老约法三章，尽废秦法。《史记》如此记载：

　　“（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

　　“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或有夸张之嫌疑（其理念确可见于《商君书》与《韩非子》），但刘邦以极简约之“约法三章”收拢关中民心，则可证当日秦人确实深受秦律繁杂细密之害（就争取民心而言，“三章”效果颇佳；但就维持统治稳定而言，“三章”也未免太简，故后又有萧何采择秦法“作律九章”）。

　　汉初在意识形态方面，高度推崇“黄老无为之术”，也是“约法三章”政策的延续。

　　关于“黄老无为之术”，历史教科书的解释是：战乱之后，民众渴望休养生息，故统治者顺应民意，选择“黄老无为”。这个解释看似有理，其实不然。“黄老无为之术”乃是先秦知识界的一种非常流行的政治理念，与秦国（朝）所行的“严刑峻法之术”背道而驰。

　　在律法层面，二者的区别是：法家主张治国须高度依赖严刑峻法；黄老、孔儒则主张律法宜轻缓宽疏。

　　《商君书》是法家治国之道的典范，内中有如下残暴的主张：

　　（1）对轻罪施以重刑，来实现“以刑去刑”，用重刑来恐吓其他人不触犯刑罚。

　　（2）“行刑于将过”，根据人的思想倾向，赶在他还没有实施犯罪之前处刑，也就只要被认定有“潜在的犯罪动机”，就等于已经犯罪。

　　（3）重赏告奸，“不告奸者腰斩”。

　　《韩非子》对《商君书》有颇多继承，“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也”，也是很典型的重刑重法理念。

　　黄老、孔儒的主张，恰好构成了对法家的批判。比如，郭店楚墓出土之简本《老子》中，已有“夫天（下）多期（忌）韦（讳），而民尔（弥）畔（叛）”之说——天下法网严密，人们动辄触法，故多铤而走险反叛者。老子、庄子所提倡的“无为”，实际上是主张消除那严密的法网，让民众脱离动辄犯法的困境。汉初推行“黄老无为之术”，也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孔子主张“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使无讼”，也是出于相似的政治理念。

　　综而言之，“秦法残暴”有两个根本性原因：（1）“立法”是一种统治者的单方面立法；（2）秦民不识字、原子化、毫无法律援助机制可用。在这种情况下，秦朝（国）的立法越是繁杂细密，秦民的生存状态就会越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