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传说：霸王自刎乌江。然笔者潜心研究多年后发现：项羽其实战死定远（东城），而并非自刎（和县）乌江。
那么，为什么两千年来，人们会把项羽战死东城讹传为自刎乌江呢？我考证的结论是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入了一段生动感人的民间传闻。尽管在《史记•项羽本纪》末段论赞（结论）中，作者已经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但许多人读完了“生动的故事”，便不再去留心末尾的结论；而“人云亦云”‘沿袭照抄”从来是误传的帮凶。于是项王“欲渡乌江”，变成了“不渡乌江”。
一、“乌江自刎”，原是民间佳话
我认为 “项王乌江自刎”一段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五。其一，从项王南逃路线看：至阴陵后便遭遇汉军围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且汉兵五千骑围之数重。当时项王已经“自度不得脱”。那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遥的乌江呢？东城至乌江须经过东城、建阳、全椒、浚遒、历阳（今定远、滁县、全椒、肥东、和县）绵延二百里皇甫山脉横亘其间，池河、淝河、襄河、滁河纵横阻隔，正可谓山峦重重、湖沼片片。再说项羽垓下兵败，其势也是急转直下的，中间又因取道阴陵、迷途受殆才为汉军追及，而远在三百里之外的乌江亭长，纵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其二，从《史记•项羽本纪》通篇结构来看，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由于司马迁曾亲自游历名山大川，所以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的亲切感。且看项王垓下兵败后的行踪：
“壁垓下，兵少食尽（夜歌慷慨）—溃围，南出驰走，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渡淮，属者百余人耳（平明）—至阴陵，迷失道（晨雾）—陷大泽汉军追及之—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时、地迁移，线索清晰而分明。那么，东城之后呢？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就是说，东城这边，项王刚刚想渡乌江，乌江那边 “亭长已经舣船以待”了，而且巧就巧在“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但是，细心的读者自然会看出玄妙：刚刚还在东城纵马厮杀，转眼已站立乌江边喟然叹息了。难道那浩荡的池河、滁河、那重重山峦沼泽竟任项王一跃而过？其实，是司马迁巧借一个“欲”字，将发生在东城的血战情节，与流传于乌江的民间传说缝缀弥合了。不熟悉这一带地形的人当然不会生疑，他们意念恍惚中误以为（东城）去乌江已经不远，可能就在前边。然而，对这块地形有所了解的人就不免生出种种疑窦，这就是江淮一带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作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
其三，作者写项王之所以有船不渡，只因无颜见江东父老。因为“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项王为此心中有愧，忽然悲从中来，不愿过江了。这显然不足为信。首先，八千子弟无一人还，也未必全部为项王而战死，归顺汉王者亦大有人在，眼前便有故人、吕马童是也。再说项王东城末路时，身边仍有二十八骑，这些人自垓下南逃时心中就有目标—为渡江而来，又临危而不离去，其中也应该有归心似箭的江东子弟。还有《史记•灌婴》《汉书•灌婴》都真实记载灌婴“下东城、历阳，虏楚将吏万二千人”。这其中肯定有不少人已经赶到了江边，甚至正在准备渡江，说“无一人还”也是有些夸张的，而夸张正是民间传说的致命特点。
其四，定远有个民间传说妇孺皆知，说当年霸王将虞姬娘娘头颅拴在马鞍上一路滴血，直至嗟虞墩，《定远县志•文化艺术•故事传说》以“虞美人草与美人词” 为题，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我以为项羽在危难中仍然舍不下爱妃竟一路携来首级，当有“不死不弃”的心迹或誓言，正如《诗经》所吟：“毂则同室、死则同穴”。事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说不到英雄仆地，是不会丢下虞姬首级的。《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近东城”，恰好佐证司马迁关于项王“身死东城”的结论。其五，我国人民历来有同情弱者、匡扶正义的善良侠义之心，因而对那些失败英雄，往往以传说来成全其气节，以寄托自己的愿望。如史可法兵败扬州，实为清兵所杀害，然他死后，民间即传闻四起：有人亲眼见史督相身穿青色长衣、头戴一顶黑纱帽、骑一匹白马“出天宁门投江而死，未尝殒于城中也”（清全祖望语）。唐代颜真卿为叛将所害，宋朝文天祥为元人所杀，他们死后，民间也都传说纷纭：“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悟大光明法禅脱，实未尝死。”诗人屈原自投汨罗江死后，传说更多，他家乡人民则传说“屈大夫死后，被一条大鱼驮回秭归来了。”思乡眷旧之情人皆有之。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尤其是反抗暴秦战争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对项羽是寄托了诸多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以及项王自愧“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不愿过江”等英雄佳话，也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过梁、楚以归”他自然有机会采访到这些民间传闻。且太史公撰写《史记》是相当注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通览《史记》，自《五帝本纪》、《夏本纪》至《殷本纪》、《周本纪》，司马迁在撰写之初，有文字记载者寥寥，多为“口口相传之史”或“支离鳞片之语”；其中神奇怪诞之说比比皆是，仅《史记•高祖本纪》就有六、七处之多。
“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太祖。”“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还记载有；‘‘老妪夜哭斩蛇’‘“老翁田间相命”“上有天子云气”等等，说穿了全是来自民间的轶闻趣谈。再如张良“侍履圯下” 有“黄石投书”；韩信“受辱胯下”又“乞食漂母”，也都是民间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但司马迁正是沿用这些“放失旧闻”加以修饰，活现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二、《史记》记载：项羽战死东城
当然，司马迁写《史记》毕竟是忠于史实的，正如林纾评说：“如本文中饱叙荒诞之事，及到了结束时必有悔悟之言，偏复调转，还他到底妄诞。”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结论中特别点明：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五十里，系项羽葬姬首处。只不过许多人看了前边的“很有趣味”（胡适语）便不再注意后边的枯燥结论罢了。
关于项羽战死东城的事实，《史记》、《汉书》皆有明确记载。看《史记•高祖本纪》：“汉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王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史记•灌婴》记载的更为详尽：“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楚军将吏。”
再看《汉书•高帝纪》“十二月，围羽垓下，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汉书•灌婴》：“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楚军将吏。”关于项羽是被五位壮士一齐扑上去并力搏杀而死，《史记》、《汉书》如出一辙地记载：“灌婴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就是说灌婴所率数千骑中有五位勇士一齐冲上去，丛戟攒击，杀死了项羽。
杨喜、王翳、吕马童、吕腾、杨武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的事实，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中得到了证实。“赤泉严侯杨喜：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属淮阴，后从灌婴共斩项籍，侯，千九百户。”“中水严侯吕马童：以郎骑将汉元年从好畤，以司马击龙且，复共斩项籍，侯，千五百户。”“杜衍严侯王翳：以中郎（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侯，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七百户。”“涅阳严侯吕腾：以骑士汉三年从出关，以郎中共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吴房严侯杨武：以郎中骑将汉元年从起下邽，击阳夏，以骑都尉斩项籍，侯，七百户。”
再说，五人“共斩项籍”中，杨武为骑都尉职级最高，然杨武受封禄却最少，只有七百户、吕马童、王翳三人始封时间同为“汉六年正月巳酉”，但所封侯状户相差四百户。吕腾始封为“汉七年”，而杨武始封又迟至“汉八年三月辛卯”。同样得到项王肢体的五人，却在赐封时间、侯状户数上差异甚大（杨武比杨喜迟封二年，侯状户数相差千二百户！）这恰好说明并非“抢得项王肢体便封侯”。再说，杨喜等五人假如是与战友争抢相蹂践而得项王肢体，《汉书•功臣表》就应该记载 “得项王肢体”或“争得项籍尸体”。而绝不会记载为“共斩项籍”、“斩杀项羽”。班氏撰写《汉书》字斟句酌，记载史实的真实性和严密性堪称史中典范，不可能有如此马虎、荒谬的记载。
此外，我以为项王不可能自杀，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他自固陵退至垓下，胸中一直燃烧着义愤和雪耻的怒火。因为鸿沟之约，是楚汉双方自愿签订的和平停战协议，刘项双方都信誓旦旦地承诺；就此停止战争！而项羽是恪守信义的，他很快如约放回刘邦父母妻子一行人质，“汉军皆呼万岁！”然而，转眼间，刘邦却背信弃义、追袭楚军，重新挑起战火。对此，项羽乃至虞姬的胸中也都充满了被欺骗、被讹诈的愤怒。可以想象，自命诸侯霸主的项羽怎堪忍受如此大的耍弄和屈辱，照项羽的性格，他会怒不可遏地发誓：“不杀刘邦、誓不为人！”而此时的项王也只有江东再起、才能雪报此仇！可想而知，项王怎会到了江边却有船不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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