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司马迁为我们列举过一串古代名人故事，关注他们在遭遇人生中重大困境中的表现——他们怎样渡过逆境并作出抉择。司马迁认为，古代的经典大多是圣贤抒发人生忧愤而写出的。他们以创作升华了磨难，将痛苦转化为有意义的东西。“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总结的这些经典案例，向我们展示出古代杰出人物的境遇与抉择故事。我们选取前三位的故事为代表，一起来体会古人的智慧与意志。

　　太史公提到的第一故事是西伯侯姬昌“羑里演周易”。在距今大约3000年的商纣王时代，纣王任命西伯姬昌（即周文王）、九侯、鄂侯为三公。纣王搜刮民财没有限度，杀戮不止，沉溺于逸乐与美酒。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把她嫁给了纣王。然而，九侯的女儿不喜欢过度玩乐，纣王发怒杀死了她，还把九侯剁成了肉酱。鄂侯义愤难平，向纣王激烈谏争此事。纣王把鄂侯杀死后熏成肉脯。西伯侯听说后，暗中悲伤地叹息。这个情况被崇侯虎知道了，他向纣王告发了西伯（《史记·殷本纪》）。崇侯虎还观察到西伯实行德政，招揽天下贤才的治国举措。他对纣王说：西伯侯积累善政，吸引了四方诸侯追随他，这样一定会损害、威胁您的权威和地位。纣王认同了这个意见，于是将西伯侯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西伯被拘禁囚后，受到殷人筮占决疑的文化传统影响，开始专心学习殷人的神秘文化。他虚心接受殷人的文化，并且将其向前推进一步，在《易》的基础上创造了“演德”的《易象》，开创了《易》的理性与人文传统。从今天传世本《周易》象辞中可以窥见西伯思想的大略风貌。

　　相传《易》最早由阴（--）阳（—）二爻组成，以八种不同方式的组合符号来象征、代表自然和社会现象。八卦名称分别是：乾（象征天）、坤（地）、巽（象征风）、震（象征雷）、坎（象征水）、离（象征火）、艮（象征山）、兑（象征泽）。西伯侯将八卦两两相重组成六十四卦，并且他为六十四卦推演出《易象》，从自然现象联系历史人物事件，评断人事行为得失，由此推广、衍生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史记·周本纪》）。

　　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韩宣子（韩起）担任晋国新执政大臣，根据当时的礼仪他受晋侯委托来鲁国访问，祝贺鲁昭公新立，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受到特殊的礼遇，他得以观览鲁国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他参观之后，深有感触地说：鲁国保留了周的文献，我今天才知道周朝能成就王业的缘故！（《左传·昭公二年》）可见，《易象》基本相当于周王朝的立国纲领。

　　西伯推演的《易象》中有较大分量的境遇与抉择问题。《易象》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探讨了境遇与目标之间最正当合理的途径。逆境从而成为砥砺、激励自我进取的阶梯。《乾》《坤》是六十四卦的总纲，二卦的象辞表达了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一个人的成功，一个部族的兴盛，其立足点是自强和团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的本质象征着自强与勤劳，这是第一美德。《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象征的哲理是博大宽厚，它负载万物，容载万物。《屯》卦和《蒙》卦象征着创业之初的艰难境遇。《屯》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这两卦象辞认为人们在创业之初，必须奋发努力，培养勇于实践克服险阻的气概。事业初创是最为艰难的时刻，必须运用坚毅的心志和长期的努力，否则不能有日后的亨通上达。

　　《大过》《困》卦象征了人们所处的困难与危机境遇。《大过》象曰:“泽灭木，大过， 君子以独立不惧，返世无闷。”《困》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大过》象征大泽淹没树木，遭遇危困之局，君子独自屹立不倒，毫不畏惧的非凡气魄可以从患难中拯救自己。《困》卦象征泽中无水、进退维谷的困境，君子处于这样的境遇应当心志安定，泰然自若，并坚守志向，成就自己，这是君子身处困境应具备的德行。在《临》卦象辞中重点讨论了“临民”（即作为统治者）所应具备的德行。西伯在《易象》中创造了一种修德的型范、立国的纲领。《史记·周本纪》说：西伯侯从囚禁地羑里，被放归回国之后，“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可见，羑里的幽禁生活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此后西伯的事业为之一变。西伯推演《易象》重建立国的纲领，带领周的贵族保存实力，发展壮大，以联合诸侯的方略，最终战胜强大的殷商王朝，实现周朝“王天下”的目标。（姜广辉著《“文王演〈周易〉”新说》）。

　　西伯以创作《易象》的经历告诉我们，痛苦与苦难怎样砥砺人格的成长，由此苦难成为一种资源。令人痛苦的拘禁生涯中，西伯专心致力于对《易》的研究，总结出个人修德的法式、国家立国的方略。他不仅摆脱了痛苦，还升华了痛苦，将炼狱般的痛苦生活转化为领悟智慧的资源。《易象》为我们在不同境遇下修身进取提供了珍贵的示范，作为最为古老的东方哲学体系将我们的思维引向奇幻、空灵的境界。

孔子行教图

　　第二个是孔子创作《春秋》的故事。孔子生活在春秋中后期，他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王道政治。然而，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国对儒学的外在形式——繁琐礼仪不感兴趣。儒学对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政治制度的总结与探索的理论价值，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制度方向，对于当时的贵族执政者来说，不仅触犯了他们的现实利益，而且还过于前瞻导致无法理解，因此孔子的政治学说在现实面前总是遭遇挫败。

　　但孔子仍然继续在列国之间奔走。陈蔡之围是他周游列国中遭遇的最大挫折。当孔子居住在陈国、蔡国之间，楚国国君得知了这个情况，准备派人去聘请孔子，孔子也准备接受楚国的聘礼。陈、蔡两国的大夫认为：孔子是一个名气非常大的圣人，他所指出的问题往往切中诸侯国的要害。他长时间滞留在我们陈、蔡两国之间，了解两国内政，对两国大夫的施政都很不满意。如今，楚国是个大国，前来延请孔子。孔子一旦被楚国任用参政，那么陈、蔡两国执政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两国派人包围了孔子一行人，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断绝了粮食供应。随行的弟子有人甚至饿病了。孔子此时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虽然他仍然坚持：“君子遭受困厄而能坚守节操，不像小人一遇困窘就不能节制自己。”（《史记·孔子世家》）但是，此时他也意识到在现实政治中实现自己的主张，可能性不大了。

　　孔子晚年又发生了几件事，促使他在自己的时代推行王道的理想陷入绝望。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子已经71岁了。鲁国在大野泽（今山东巨鹿县）狩猎，获得一头罕见的怪兽，孔子亲自去观看，认为是“麒麟”。为此他十分悲伤，因为麒麟是仁兽，是圣人的象征，现在见到死麟，这是预示着自己的死亡。这意味着他在有生之年不能见到自己政治理想实现了。第二件事是孔子最为看重的学生颜渊去世，孔子痛哭失声，颜渊被他当做自己学说最理想的传人。岁月老去，祥瑞不现，理想继承人死亡，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孔子痛苦到了极点。他不禁自问：“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

　　陈蔡之围与晚年的境遇使孔子明白，自己的政治理念无法通过现实执政渠道来实现。孔子选择了一个独特的方式，继续了自己的事业与理想，作《春秋》，将“先王之道”的理想原则传于后世。他的创作方式是将义理依附于当时已经发生的具体史事上，以促使“道义”彰显得深刻、显著、明确；而不是单纯地记载下一些义理上的说教（《史记·太史公自序》）。

　　他依据鲁国的历史资料写作了《春秋》，以鲁国史事为纲，兼记其他诸侯国与周王室。纪年上起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总共记载了十二位国君在位期间244年的历史。《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现存的第一部中国通史。《春秋》中反映了夏商周三代的法制，言辞简约，寓意宏大。孔子任职处理诉讼案件，一向都是和其他人商议、斟酌结案的措词，从不独自裁断。然而，在《春秋》的写作中，他所记载与删减的内容，他弟子中任何人都无法参与增减和润色改动一字。《春秋》以用字简练、谨严而著称，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有所取舍，《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就是记录下来，削是删除不写。在这笔削之间，都是以大义为原则，被称之为“春秋笔法”，存在“一字之褒贬”，有“微言大义”。由于《春秋》记事过于精简，因此出现了专门解读《春秋》的著作，被称为“经传”，传世的经传，最著名而被人们推重的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其中《左传》补充了大量史料，依附事实来阐述《春秋》大义。

　　《春秋》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其一，劝恶扬善，即提倡道义，树立对当世事务进行褒贬的衡量原则。其二，提倡尊王攘夷，提倡王者治国之道，强调管理社会等级秩序的核心是“礼”。比如晋文公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刚刚教化了人民两年就想在诸侯中称霸，晋大夫子犯以“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民未知义，未安其居”的道理来劝诫他，表示称霸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晋文公在外交上辅助周襄王安定王位，在国内致力于实施对人民有利的政策，人民的生计逐渐安定下来。之后，文公举办大型阅兵式让人们了解礼仪，改革官制，明确官员的职责。在这些教化的基础上，晋文公终于一举称霸成功（李梦生撰《左传译注》）。《春秋》的终极关怀是王者治国之道，阐释出王道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它贴近世事，平定乱世使之返归正道。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孔子思想的精髓倾注在《春秋》之中。儒家的道义作为衡量当时世事的原则，都隐含在对当时人物、事件的褒贬之中，正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

　　陈蔡之围预示了孔子的王道理想的困境，《春秋》却是孔子对此困境的领悟与抉择。孔子之道，一以贯之。他在现实政治失意之余，潜心编修史书，广纳门徒，有教无类。他创立的儒学与所培育的儒家弟子群体从一开始就拥有一种教育的自觉，所谓“专行教道，以成素王”（《淮南子·主术训》），他终于以非当政的身份将自己的王道理想“施于有政”。《春秋》所专注的天子之事，王者之道，成为后世两千多年历史政治制度所依据的基本观念。孔子的困境成为造就一个伟大灵魂的资源。如今《春秋》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著作，透视出中华文明从苦难中凝结的智慧与文化软实力。

　屈原画像

　　第三个故事是屈原与《离骚》。屈原的祖先是传说中的颛顼高阳氏（远古五帝之一），屈原是楚王宗室中地位显赫的贵族。屈氏一族人才辈出，历任要职。屈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年轻就显示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杰出才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不仅知识渊博，记忆力超群，而且深明治国之道。他针对楚国的政治现实与当时的天下形势，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首先，他主张“举贤任能”，不论出身地位，广纳各国杰出人才为楚国强盛出力。其次，他提出“富国”的方略。为了振兴经济，必须改变旧制，触动旧贵族的权益，以发展新型的生产关系。其三，他提出“强兵”的军事战略。他主张国家不可穷兵黩武，但更不能忘记战备，否则一个国家其他方面无论多么繁荣、强大，最终还是会灭亡。因此他建议楚国加强战备，培养名将，从各方面充实军事力量（王逸注《楚辞章句》）。

　　屈原杰出才华受到楚怀王的倚重，委以重任，担任左徒的官职，地位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他在朝中参与国家内政要务、制定法令，对外主持与诸侯各国的外交事务。同时，屈原的才华受到同僚的嫉妒，特别是他锐意改革的政治主张，追求进取而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这样的方案令旧贵族十分恐慌。他们担心在屈原主持的进步改革过程中，丧失自身的权益。因此，他们在楚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擅权，使得楚王疏远屈原，并罢免了他的职务，把他流放到偏远的汉北，最后流放到更远的江南地区。

　　屈原被流放后十分悲愤、痛心，同时也担心楚国前途日益没落、衰亡。楚王听信谗言、遭受蒙蔽而不能明辨是非，听任邪恶伤害方正。屈原对这种局面十分忧伤，同时又无可奈何。他为了抒发自己极度忧愁、苦闷，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思考而开始写作，最后写成《离骚》。也有人将《离骚》理解为发牢骚，是大大曲解了屈原。“离”是“罹”的通假字，是遭受的意思。司马迁认为，“离骚”就是遭受忧患，《离骚》是屈原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与抒发，同时寻求精神的解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骚》所体现的屈原精神与一般的离愁别绪的本质区别，在于屈原表达的人生困境、忧患无一不与对国家的责任感密切相关，无法分割。他充满感情地回忆：从前楚国三位贤王德行完美，楚国的朝廷聚集了众多有才能的人才。他希望现在的君王能追随先王的事业，致力于政治革新，然而君王全然“不察余之中情”，反而“信谗而齌怒”，纵容执政大臣们“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们只顾维护贵族的既得利益，反对楚国革新进步，不关心在这个兼并激烈的时代国家前途暗淡、衰微，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他主张楚国应当“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关注民生，“哀民生之多艰”；回顾历史，考察人世治变的道理，“览民德焉错辅”，只要做到“圣哲以茂行”，“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贤达睿智，德政充盛，顺应民心所向，那么楚国便有可能实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苟得用此下土”（用：拥有，治理；下土：天下）。屈原悲痛于“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他寄希望于楚王能够理解、支持他的政治理想，君臣同心协力发展楚国。然而，自始至终楚王并不能够理解他的革新主张。因此他陷入了深沉的悲痛与无奈之中。这样的楚国对屈原来说，已经没有可留恋的地方，他自问：“又何怀乎故都！”

　　看到“信谗”、“不察夫民心”的君主，“贪婪”和“嫉妒”的同僚，国力日益衰落，屈原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现状，“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屈原面对这一困局，仍然坚持在浊世中保留独立的信念与追求。周围人们“竞进”、“追逐”的名利，“非余心之所急”，人们所热衷的名利，并非屈原的追求。他看重的是自身的修行、内心保留的美好品德，一餐一饮之间也不忘修身：“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即便是被世人嘲笑为不识时务，他仍然表示：“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即便全天下的人都变得污浊，他也要一个人保持清白！对于现实的残酷，他也有清醒地认识与思想准备，即便是死，也不能放弃对信念的坚守，“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林家骊译注《楚辞·离骚》）。

　　正是对美好品性的坚守，对祖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强烈责任感造就了屈原的精神。他对忧患的思考与抒发凝聚在《离骚》之中。屈原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不朽代表，千百年来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信念，为了祖国的崛起而努力不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正如司马迁所说，古代的先贤在困厄的境遇中奋发，并且在苦难中成长，为我们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总是生活在各种境遇之中，境遇对我们的意义何在？或许先贤的故事能带给我们一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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