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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风智见:张骞与他的匈奴女人

2016-07-21 来源:凯风网

  喜爱历史尤其是汉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汉时期有过一位杰出的外交家,那就是张骞,而他最为世人称道的就是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的故事。张骞(前164——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早期经历不详。据史料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早在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就已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百余人出使西域,元朔三年(前126)回到汉朝。张骞不畏艰险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中亚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俗话说的好:“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都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当然,张骞的成功也离不开他背后的那个匈奴女人。

   

  出使西域,忍辱负重

  我们都说,“时势造英雄”,在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及取得事业的成功,都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张骞出使西域也是如此。

  汉武帝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北方的匈奴经常南下进行破坏骚扰,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直接目的就是要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发展进入阶级社会,首领称为“单于”。秦末天下纷争,而冒顿单于却乘机扩张势力,灭东胡、破月氏,到西汉初年已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对汉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威胁。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白登之围”后,汉朝与匈奴以和亲方式换取了短暂的安定。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汉朝的实力不断增强,到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空前繁荣,已有实力抗击匈奴。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即位后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巩固了政治统治,发展了社会经济,使得汉朝国力强盛。汉武帝在国力强盛后,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来自北方匈奴侵扰,因而决定寻找时机解决匈奴威胁。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汉武帝从一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在敦煌、祁连一带生活着一个游牧民族,即大月氏。汉朝初年,月氏因多次遭受匈奴的攻击,势力日衰,后来被匈奴彻底控制。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后,头颅还被做成酒器。月氏人因不堪被匈奴奴役,大部分被迫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迁至阿姆河流域。虽然迁离故土,但月氏王一直都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自身实力有限而又无助力。汉武帝了解这些情况后,觉得对抗匈奴的机会来了。在张骞出发去西域前,天山北路早已为匈奴所有,而南路诸国也被匈奴征服了,而处于葱岭以西的大宛、乌孙、月氏等,因距匈奴较远,还未被控制,所以打通西域,联合大月氏对抗匈奴,确实是孤立、削弱匈奴的一个有利举措。于是汉武帝决定派使者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以夹击匈奴。

   

  在汉武帝选拔人才出使西域时,张骞义勇当前。公元前138年,张骞就以郎官身份应募,以匈奴人甘父为向导,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张骞等人从长安到西域,必须通过河西走廊,而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自从进入河西匈奴的地盘,张骞一行几乎是昼伏夜行,弃大道而择小路,尽力回避与匈奴人的相遇,以求顺利到达大月氏国,去实现汉武帝“联合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重开东西交通”的宏图大略。正当张骞一行进入河西走廊西部、一片天地混沌的沙海之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迷路了!更糟糕的是当张骞意识到迷路时,匈奴单于的数百骑兵已经将他们团团围在了沙海里。夕阳如雪的漠野,汉家兵的利剑与匈奴兵的长刀,把汉韵胡风弹拨得涌血溅浆。恶战后,张骞被活捉了,成为匈奴单于的俘虏。

  张骞一行被送到了匈奴王庭,几番拷打审讯后,单于得知了他们的目的,恼怒地斥问道:“月氏在我的北方,你们汉朝人凭什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越过匈奴与月氏通使?如果我派人出使南越,汉朝也允许吗?”虽然很恼怒,但匈奴人并没有杀掉张骞等人,这倒不是完全基于“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源的争夺,在“人”是最基本的战略物资和地缘潜力体现的古代时期,你所拥有人力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你的战争潜力。对于像匈奴这种游牧民族来说,他们因生产、生活方式的局限,无论是单纯的人口潜力,还是人才的培养环境上,都有很大的缺陷。针对更高文明区——汉地的人才资源的掠夺也是匈奴保持、提升竞争力的必然手段。所以匈奴把张骞一行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甘父被分配跟张骞住在一起,放牧羊马。就这样,一个来自大汉天朝的使者,堕落成了一个不属于这片草地的牧羊人。使命依旧在肩,但却西行无望。汉武帝赐予的七尺“旌节”成了张骞手中牧羊的鞭铲,而逐水草而居的日子里,他静静地等候着时机。

   

  娶匈奴妻,危险逃亡

  匈奴在活捉张骞一行人后,虽然将他们分散开去放牧,但也一直采取各种措施软化、拉拢,以消除他们出使月氏的念头。

  张骞每日过着一边放牧一边筹谋如何逃亡、完成使命的生活。一天,张骞怀抱着一只羔羊呆呆地望着衔山的夕阳,内心焦灼着自身使命时,突然,寂静的漠野上,传来了一阵女人嘹亮的歌声。张骞循声寻去,只见一位匈奴姑娘,正立在马背上,冲他唱着一支不知名的歌。张骞听不懂她在唱什么,但从姑娘的眼中,张骞读出了情,读出了爱。又是一个晚霞如火的黄昏,姑娘依旧仙女下凡般地挡住了张骞牧归之路,张骞浑身燃烧起了无法扑灭的烈火,他向着那堆燃烧的火扑去。沙漠中唯有汉武帝的“旌节”还立在西部的原野上,任凭风儿抚弄着顶端的牛毛。

  望着满天的星斗,张骞想有个家。几天之后,张骞娶回了这位匈奴女人张氏,在匈奴单于的地盘上,安下了自己的又一个家。张骞和匈奴女人孕育出了儿女,并和他的随从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这十年多的时间,除了那竿“旌节”依旧,张骞似乎完全匈奴化了。美丽爱情的华袍下难掩事实真相,这是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而施用的美人计,而张骞也为取得匈奴的信任,顺势将计就计。

  张骞与匈奴交往时不拘礼节,宽阔的胸襟,为匈奴人所爱,也为她的妻子张氏所爱。有时,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走出帐外,他眺望着远方,目光热烈而深邃,然后看着她,欲言又止。终于有一天,他对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要走了,你会放我走吗?”她终于明白了,这个与自己相处了八九年的男人最终是要走的。张氏在爱情中放弃了自己的初衷,一方面渴望这个张骞能够永远留在匈奴,另一方面也在时刻帮助自己的男人逃离,选择牺牲自己。

  十一年后也就是元光六年(前129)的一天,张骞与甘父相约外出打猎,他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匈奴部落的帐房渐渐地被一条河流挡在了视线之外。天色已晚,他俩故意迷失了方向,骑马拐到一条曲折幽深的峡谷里,整整一天的颠簸劳累让监视他们的匈奴骑兵们饥寒交迫。在干硬的漠风中,张骞从马背上取下匈奴女人为自己准备好的烈酒,为了抵制寒冷和困乏匈奴兵争先恐后的传递着这盛满秘密之液的酒袋。慢慢地,匈奴兵的头脑开始变得灼热和混乱,最后,一个个沉沉睡去。张骞和甘父趁匈奴人不备立刻骑马飞奔。其实,这是一个经过周密计划的逃跑,是张骞与匈奴女的悬崖之约。匈奴单于恼羞成怒,迁怒于匈奴女,对她实施了鞭刑。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为了逃避匈奴人的追捕,张骞和甘父昼伏夜行。幸运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躲过了匈奴人的查获,最终成功逃出了匈奴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在乌孙的攻击下又被迫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在咸海附近的妫水(阿姆河)地区建立了新的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经车师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终于跋涉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宛国王听说了他的遭遇和中原的丰美富庶,非常高兴,很想和汉朝通好,就派向导把张骞领到康居,再转程到月氏。可是此时的月氏国已经新立了一位夫人为国王,拥有一块水草肥美的土地安居乐业,已经不再有向匈奴报仇的心了。更何况他们觉得汉朝离他们太远,更难帮助他们。张骞在大月氏国停留了一年,始终不能圆满达成使命,只得返程。在返回汉朝的路上,张骞一行选择了艰难的道路,他们翻越葱岭,过莎车,对沿途所经的西域各国风物形胜进行了悉心了解,终于经楼兰国回到了羌胡之地,但不幸的是又被匈奴人抓获。匈奴人把张骞又押送到原来看管他的部落,对他的监视更加严密。张骞几经周折又一次回到了他匈奴女人身边,感慨万千,匈奴女人再一次深情的拥抱了张骞。一年以后,匈奴单于病死,匈奴国内王公贵族争权夺势,趁匈奴国一片混乱,张骞便趁机带着他的匈奴女人及甘父一起逃回汉朝。

  公元前126年,张骞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长安,但出发而去的一百余人,仅剩张骞和甘父二人。张骞将沿途搜集的大量资料,包括大宛、大夏 (巴克特里亚)、康居 (索格狄亚纳)等情况,向汉武帝进行了详细报告。张骞此次出使西域之功得到汉武帝的充分肯定,被册封为“博望侯”,他的助手甘父也受到朝廷嘉奖,被赐予“使君”的称号。

  张骞成功的背后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经艰难险阻,虽然没能完成联系月氏人共击匈奴的任务,但却是第一次打开了西行的道路,对后来形成的“丝绸之路”起了开创的作用,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历史作用却是非常成功的。此次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对西域进行了实际调查,使汉朝与西域建立了友好关系,为后来西域正式归西汉管辖及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同时又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以西。自此,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及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每个男人的成功与否与他背后的那个女人息息相关,张骞的成功也离不开他背后的那个匈奴女人对他的付出与牺牲。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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