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刘攽bān（1023～1089）北宋史学家，刘敞之弟。字贡夫，一作贡父、赣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一说江西樟树人。庆历进士，历任曹州、兖州、亳州、蔡州知州，官至中书舍人。一生潜心史学，治学严谨。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充任副主编，负责汉史部分，著有《东汉刊误》等。

　　刘攽（bān）是宋仁宗庆历年间进士，在多地任过知州，官至中书舍人。他做官之余，赋诗著史，成就斐然。但这样一位有诗歌情怀、做正经学问、经多岗位锻炼的官员，生活中却从来没正经，不仅喜欢拿同僚的名字打趣，更喜欢给那些大臣们下套、抬杠、逗哏，幽默戏谑，乐此不疲，堪称幽默大师。

　　宋神宗年间，刘攽知太常礼院，与学士孙觉、孙洙交好。一次，孙洙向刘攽求书法，刘攽写好后，让小吏给送去。孰料小吏因二人皆姓孙，又都是学士，不小心把该送孙洙的送给了孙觉。孙洙求而未得，不免催问了一回。刘攽奇怪，不是送去了吗？一问才知小吏张冠李戴了，此孙学士非彼孙学士。刘攽对小吏说：“你不知道以胡须区分二位孙学士吗？”小吏回答：“都有胡子，不好分辨。”刘攽说：“既然都有胡子，何不以高矮胖瘦区分呢？孙觉高而胖，可称大胡孙学士，孙洙矮而瘦，可称小胡孙学士。”于是，大胡孙，小胡孙，就这样在同僚间叫开了。

　　据南宋徐度《却扫编》记载，刘攽与王安石要好，每相遇，必交谈终日。当时，王安石已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一天午后，刘攽到王安石府上拜访，王安石恰好在用餐，遂让小吏引去书房歇息。刘攽落座后，见书桌砚台下压着一份文稿，好奇地取出一看，原来是王安石草拟的一篇《兵论》。刘攽记忆力强，过目成诵，这篇文章看一遍就记住了。又一想，自己以庶僚拜见宰执大臣，就这样随随便便坐在人家书房里，似乎不合礼数，随即退出书房，在外面的厢房候着。

　　王安石吃完饭出来，见刘攽还在外面待着，便邀请他去书房坐，两人天南海北，交谈甚欢。末了，王安石问：“先生最近有什么大作？”刘攽回答说：“近作《兵论》一篇，不过才完成草稿。”王安石好奇道：“文章都有哪些观点呢？”刘攽暗笑，便把刚才王安石《兵论》里的观点复述了一遍。王安石不知道刘攽看过自己的文章，他又一贯以文章推陈出新、不入流俗为傲，听到自己的文章与刘攽的观点一致，内心十分沮丧，好一阵沉默，然后慢慢从砚台下取出自己的草稿，撕成粉碎。这个喜欢下套的刘攽，玩笑间却让王安石的文集里，从此失去了这篇也许是经典杰作的《兵论》，真是害人不浅。

　　刘攽与王安石虽然交情甚好，但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多次上书宋神宗，反对变法，还写了一封信给王安石，直指新法尤其是“青苗法”在施行过程中的弊端。王安石却丝毫不为所动。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富国利民，因此，言谈中往往“利”字当先，为许多清高的士大夫所鄙薄。有一次，同僚闲谈，有人向王安石献计说：“放掉八百里梁山泊的水用来造田，当获利无穷。”有思维惯性的王安石没意识到这是人家拿他开涮，兴奋地问道：“那破堤后，梁山泊的水何处可容呢？”刘攽在场，立马接上话茬儿，一本正经地说：“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掘一个八百里湖泊，就可容了。”王安石听后大笑，幡然醒悟。

　　刘攽与苏东坡来往一生，最为投契，堪称金石之交。两人经常在一起诗酒唱酬，乐不知返。刘攽晚年患风疾，也就是麻风病，须眉脱落，鼻梁断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与朋友们吟诗畅饮的雅兴。一次，几个好友在刘攽家聚饮，席间商定套用古人联句相戏。轮到苏东坡时，他用刘邦的《大风歌》拿刘攽的病相打趣说：“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刘邦、刘攽发音相近，而翻改的联句既合韵律又合情境，闻者纷纷笑倒，唯独刘攽恨怅不已——他恨的不是病情遭到戏谑，他恨的是戏谑了别人一辈子，人之将死，却被苏东坡狠狠地戏谑了一回。

　　宋哲宗元四年（1089年），刘攽病故，享年67岁。苏东坡在《记故人病》一文中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后，故人有得风疾者，急往视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阴阳之争，其苦有甚于刀锯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默为祈死而已。呜呼哀哉！”表达了对这位至交深切的哀痛和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