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南宋张栻，人们想到的便会是“朱张会讲”、“孔庙先儒”、“湖湘学派”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名词术语。的确，张栻与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成为儒学史上一大盛事；张栻家学深厚，师承当代名儒多人，兼收博采而又能独出己见，著作等身，遂成一代理学大师，从祀于孔庙；张栻从小扎根于湖湘之地，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求学问道，有人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使“湖湘学派”成为了名极当时、影响深远的一大学术流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栻不但在学术上提倡经世济民，他在为南宋政权和百姓服务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这一主张和信念。因此，张栻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思想家，还是一位勤政务实的政治家。
一、早慧力学的“少年夫子”
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绍兴三年（1133年）冬，张栻诞生于父亲张浚在战争前线的阆州（今四川苍溪）官衙。当时，张浚正以前线最高统帅——川陕宣抚处置使身份，与金军鏖战、对峙于西北，虽说曾一度败退，但最终还是把金军抵挡在川、陕的交界处，牵制了金军主力，保住了四川。为此，宋高宗于绍兴五年（1135年）提拔张浚为宰相，同时还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
北宋灭亡后，由于南宋根基未稳，以宋高宗为首的新朝廷，不得不依靠一批爱国志士和军民，以抵挡住金军南下的铁蹄，李纲、宗泽、张浚、韩世忠、岳飞，一时间英雄辈出，杀敌无数，让金军闻风丧胆。然而，战争是残酷的，败退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一方面担心金军越过长江，把新朝廷消灭于摇篮中，另一方面担心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军队壮大，重蹈武夫夺权的覆辙，便乘脚跟站稳之机，把政策由主战抵抗，转向一味向金投降乞和。于是，一大批爱国将领、民族英雄，纷纷被贬官，张浚是坚定的抗金英雄，首当其冲。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被罢去宰相一职，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贬居永州（今湖南永州），年仅5岁的张栻随父迁往谪地，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
张浚虽说领兵西北，有过跨马横刀的戎马生涯，但他亦是一介文臣，他曾受学于理学家谯定，是程颐、苏轼的再传弟子，著有《紫岩易传》《论语解》等书，南宋名人王十朋、杨万里、王大宝等，皆是他的门生。张浚仕途上在“滑坡”，但这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此后一段时期，他分别迁谪于湖南永州、衡阳、长沙和广东连州等地，少年张栻得以跟随父亲苦读诗书，受到了良好的家学熏陶。
让张浚欣慰的是，张栻从小聪明伶俐，好学善悟，是一棵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十四五岁，张栻随父谪居连州时，父亲便开始亲授他《易经》，竟能有所领悟。当时，王大宝任连州知州，张浚甚至还安排少年张栻与这位门生谈文论学，《宋史·王大宝传》说：“大宝知连州，张浚亦谪居，命其子栻与讲学。”真可用“少年夫子”来形容张栻的早慧。
埋头于经史子集的同时，翩翩少年张栻还流连于连州的风光胜景，醉心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曾与诗人宋子飞结伴浏览连州湟川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栻连作诗歌八首，结为《湟川八景》组诗。其中，《圭峰晚霭》云：“浮云翳落晖，策杖瞰清溪。茫茫北山道，霭霭暮烟低。孤峰突群岫，壁立如信圭。苍翠倚天半，缓视如云梯。”《静福寒林》云：“朔风天外来，寒色方严冽。驾言通山游，苍松隆劲节。群鸦竞鸣噪，乱啄青山雪。羽衣去千年，高峰挂霜月。”这一系列平实自然、意蕴深厚、浑融流转、韵味绵长的诗歌，竟然出自一位十四五岁少年的手笔，而且这组诗甚至还被选入《全宋诗》，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让人不得不惊叹少年张栻的卓绝才华！
二、大胆提出自己的政见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以“倦勤”为由退居二线，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上台后，不甘苟且偏安，即位第二年，他顶住太上皇的压力，为岳飞昭雪平反，并重新起用张浚为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江州、池州、江阴诸路军马，积极筹措北伐事宜，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同年，30岁的张栻以父荫被朝廷授官，出任父亲的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直秘阁，佐父治军。
张栻长期在父亲身边接受教育，耳濡目染，从小就树立了杀敌报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才能卓异，随父出入幕府，筹措军事，应付自如，深得张浚手下文武将官们的钦佩。他虽一介末吏，但敢说敢言，他利用向宋孝宗汇报军务的间隙，直言朝政缺失，提出改进建议，他说：“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宋史·张栻传》）提醒宋孝宗唯有励精图治、勤政务实，才能重振大宋雄风。他因此得到了宋孝宗赏识。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重起张浚为枢密使，都督各路军马北伐，史称“隆兴北伐”。由于太上皇的反对，以及诸路将官内部不和，“隆兴北伐”以失败告终。隆兴二年（1164年），在太上皇的横加干预下，朝廷又一次向金乞和，宋孝宗通过努力在社会各阶层激起的那股抗金勇气和激情毁于一旦。张浚看到抗金无望，灰心丧气，随即请求退休，并在当年（阴历）八月抑郁而终。张栻遵父遗嘱，扶柩归葬于长沙。
不久，朝廷任命汤思退为宰相，汤思退主张向金让地乞和，并在朝廷的同意下，答应金国的无理要求，割海、泗、唐、邓四州给金国，以取得议和资格。一时间，抗金情绪遭到压制，耻辱外交占了上风。张栻深恨莫当，把丧事办完，便冒哀上书道：“我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从前朝廷曾兴‘缟素之师’，然而随即就派出‘玉帛之使’，说明朝廷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这是节节败退、国土丧失的根本原因。不过，如今虽为奸臣所误，招致丧权辱国、敌寇逼进，但这说不定正是上天的昭示和警醒。希望皇上深察此理，使我心如明镜，而无丝毫迷惑。同时，建议诏告中外，公行赏罚，以泄军民之愤，如此则人心悦、士气充，却敌不难。从今以后，希望皇上坚定北伐之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百折不挠。只要做到这些，再假以时日，则何事不成、何功不济啊！”然而，此时的宋孝宗早已被太上皇的干预和责骂吓坏了，进退无据，张栻的奏折送到宋孝宗手上后，便如泥牛入海，音讯杳无。
即便碰壁，但张栻反对和议、力主抗金的主张从未改变，他多次向宋孝宗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几个最著名的论断，一是：“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想要北伐，当有北伐的基础，关键要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得民心就必须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二是：“必胜之形，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战争的胜败不决定于两阵对决之时，而决定于平时的努力。三是：“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只有这样，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捣黄龙，恢复中原。宋孝宗听到这些意见和建议后，认为这是以前闻所未闻之论，连连感叹，还表示要任张栻为讲官，好当面讨论这些问题。
三、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
乾道六年（1170年），38岁的张栻被宋孝宗提拔重用为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在京任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他前后被宋孝宗召见多达7次。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在这短短一年间，多次不避斧钺，犯颜直谏。
宋孝宗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义上是“均输”，但在实际操作中，史正志却疯狂掠夺州县财赋，弄得远近骚动，民不聊生。朝中一些有正义感的士大夫，争相论说其害处，张栻也加入论战的队伍，而且声音最大最洪亮。宋孝宗说：“史正志说这些财赋皆取之于州郡，并非取之于民。”张栻辩驳道：“现在州郡财赋，自给都捉襟见肘，若取之不止，手就自然伸向了百姓，所以，那不过是巧立名目掠夺百姓罢了。”宋孝宗听了一惊，连忙说：“倘如你所说，这就是我借发运使之手来盘剥百姓了。”他随即安排人核查实情，果如张栻所言。于是，宋孝宗立即罢免了史正志。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四十二》记载有宋孝宗为此事特下的诏书，诏曰：“史正志职志发运，奏课诞谩，广立虚名，徒扰州郡；责授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其发运司罢之。”可佐证于此。
张栻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力以及敢言的性格，给宋孝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即让张栻兼侍讲一职，掌读经史、释疑义、备皇帝顾问。恰在此时，宋孝宗和宰相虞允文拟提拔知阁门事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掌全国兵权。张说是太上皇的连襟，也是他曾经的宠臣，在朝中品行不好、口碑很差。因此，拟用张说的方案一提出，朝野一片哗然。但鉴于他是外戚，都不敢当面表达反对，唯有张栻连夜起草奏章，极言不可。第二天，张栻在朝堂之上当面指责虞允文说：“宦官执政，自蔡京、王黼任相时开始，近习执政，自你虞允文任相时开始！”蔡京、王黼时曾用太监童贯为枢密使，为朝臣所不耻。他又上奏宋孝宗道：“皇上任用这样一位品行和口碑极差的人，这非但不能使文臣心服，说不定还会激起武臣的反对和愤怒啊。”虞允文被说得面露惭愧之色，宋孝宗也稍有感悟，命令随即中止。然而，与其说重用张说是宰相的动议，不如说是皇帝宋孝宗的主张，所以第二年，张说便又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了。
而一贯敢于与宰相作对、向皇帝说不的张栻，终因口无遮拦、目无尊长而被宋孝宗逐出了京城，安排他出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不久，宋孝宗干脆让他解职，赋闲于家。张栻随后受聘于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教书先生。
四、经世济民的地方官
张栻的学问，最初来自于父亲张浚的悉心教导。年近而立之时，他又拜隐居衡山、潜心修学的胡宏为师，因为胡宏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程门立雪”典故主角杨时的学生，为他加深对二程学问的理解，提供了更多视角和参照。张栻在胡宏门下时间虽短，但学业大进，尤其是胡宏作为“开湖湘学统”的先驱，他的学术思想对张栻构成了一生的影响。张栻以此为起点，提出了“学贵力行”、“知行并进”、“贵实用而耻空言”、“天下之理，惟实为贵”、“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等一系列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并通过自己创办和主持城南书院、岳麓书院的契机，在普天下学子间广为传播，形成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湖湘学派。
北宋以来的宋学和理学，简单地说，就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们一方面力图改变前代一味寻章摘句的学风，追索天道义理，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注重经世济民、经世致用。而在这一点上，张栻则更进了一步，不但主张把“匹夫匹妇”看作“王政之本”（《孟子说》），强调“人生之职莫大于保民”，而且把理论付诸实践，利用在基层工作的机会，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
由于在学问和教育上的巨大影响，宋孝宗又想起了这位曾经让他用之有点烫手、弃之又觉可惜的“顾问”。淳熙元年（1174年），离开体制近4年的张栻，被宋孝宗起用为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广西地处边陲，民族众多，民风彪悍，异常难治。张栻到达广西后，立刻精兵简政。他精选州兵，强化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融合，规劝各溪峒首领消除积怨，和睦相处。他上书朝廷，请求减免修仁、阳朔、荔浦三县赋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大力发展教育，重新修建静江府学，重修后的府学让朱熹钦慕赞叹不已：“殿庑崇邃，堂宇广深。师生之舍，环列庑外。隆隆翼翼，不侈不陋。”（朱熹《重修静江府学记》）
当时，朝廷在横山寨（今广西田东）设横山博易场，这是广西古代最大的贸易市场，也是朝廷征集战马的重要场所，但天长日久，积弊丛生，许多地方官吏借机敛财，与民争利。百姓无利可图，还遭受盘剥，许多养马边民不再卖马，致使朝廷买马有钱无市。张栻详细了解实情后，把这些积弊整理成60多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革除后，老百姓养马重新有了利润，争相以好马出售。张栻经略广西3年余，革除了很多弊政，为民办了很多实事，形成了社会繁荣、民心稳定的局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见张栻治理静江有方，特施恩升迁他进直宝文阁，又升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改知江陵府（今湖北荆州）、荆湖北路安抚使。湖北也是有名的难治之地，贪官多、盗贼多，贪官鱼肉百姓，盗贼横行乡里。张栻到任伊始，就从治贪入手抓政风，以政风的转变促治安的转变。他首先就弹劾了江陵府一名无所作为、放纵盗贼的大官吏，使其罢官去职。他甚至创造过一天内革职查办贪官污吏14人的纪录。他又严惩那些窝藏盗贼的平民，使盗贼无处安身，纷纷逃亡。于是，江陵治安不断好转，政风焕然一新。湖北离边境不远，当地虽有驻军，但兵不服将、将不服帅，严重缺乏战斗力，一旦边关有事，这样的军队简直不堪一击。为此，张栻作为湖北各军主帅（安抚使即行军主帅），对诸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段时间后，终于使他们服服帖帖。他又提高士兵待遇，以忠义精神鼓励他们，有功者旋即加官进爵，使他们感奋不已，战斗力大大加强。
张栻是一位有担当精神的地方官，正义感和责任感都极强，而且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哪怕是与自己无关、与职责无关的事。当时，信阳太守刘大辩广招流民，虚报数字，套取朝廷补贴。又仗势欺人，夺人田产。张栻明知他是宋孝宗的宠臣，后台硬，但依然上书弹劾。然而，弹劾之书上去后，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张栻不服，又继续弹劾，前后上书多次。宋孝宗依旧不为所动，只把刘大辩调至他郡，还是太守一个。张栻见皇帝对贪官竟然姑息、纵容、包庇，不禁义愤填膺，上书请求辞职。不想这位曾经正义感极强的孝宗皇帝，竟然在君子与小人的掂量中，把砝码加在了小人的一边，毫无挽留地同意了张栻的负气之求，让才47岁、正当年富力强的张栻去职赋闲了。张栻忧愤难当，于第二年抑郁而终，年仅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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