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1980年才开始正式建交，但美国官方与中国红色政权的接触却可以追溯到36年前。1944年7月122日，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在三架战机的护航下降落延安。机上载有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给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一些药品。同机抵达的还有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有美国军界经验最丰富的“中国通”戴维·巴雷特上校，有在中国出生的、有美国外交“翅膀”之称的约翰·S·谢伟思，还有专司对日情报工作的雷·克雷利少校等人。
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长期遭受蒋介石国民党的封锁，美国之所以派遣军事观察组来延安，是因为诧异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的不俗战绩，想探明究竟。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蒋介石只得勉为其难，委派军事代表前往监督，对观察组一行的活动加以约束与限制，规定观察组的任务只是与中共八路军共同侦察敌情，收集日军情报，为美国空军提供陆空配合，此外，不得与中共发生其它任何亲密关系。因此，观察组抵达当晚，组长巴雷特就对美国记者阔瑟·斯坦说：“我要把话事先讲清楚。我们不是你们所希望的那种一般意义的军事代表团。我们只不过是观察员，负有单纯技术使命的观察员。”
但是，延安军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热情爽朗的品格、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健康活跃的民主气氛、对未来充满美好想象的浪漫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一下子令观察组着了迷。延安军民真诚相待，完全向观察组敞开了门户。八路军将自己的一切设施和设备提供给观察组使用。观察组成员与八路军指战员一同工作，畅所欲言；吃饭用筷子，吃的也是简单的饭菜，另外为美国客人每人增加一份咖啡和奶油。巴雷特承认，八路军哪怕头天晚上忙到深夜或翌日凌晨，第二天也要六点半起床，工作进展的步伐他们有时竟难以跟得上。“他们（观察组）一周接一周紧张地工作着，挖掘他们称之为意料不到的敌情金矿。”亲眼目睹这一幕的美国记者阔瑟·斯坦接着写道：“我从不曾看到过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时这样不拘形迹，这样心情欢畅，能这样完全置不同背景、不同政治信念和种族差异于不顾，彼此合作得这样卓有成效，这样真诚地相互正确评价。”还说，“八路军和美军进行的真心实意的合作，提供讲求实效的支援，几乎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延安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令美军观察组大为惊诧，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深感延安人具有三个简直不可思议的特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丝毫不感兴趣，其政治信仰坚定而执着，对未来总是充满热情，充满自信，任何物质和利益都不可撼动。他们发现，尽管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但是延安没有一个人向飞机乘务人员打听外面的任何信息，更不会委托捎带任何东西。二是国统区的一般中国人好讲面子，而延安的中国人勤勉务实，不尚虚文，二者完全不一样。他们发现，延安物质匮乏，生活十分艰苦，但延安的中国人具有独立的人格，人权普遍受到尊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精神充实，情绪乐观，有着浓厚的民主空气，充满生机、活力与希望。三是延安没有一个人开口要求美国援助，观察组对此大为不解。一位观察组成员对阔瑟·斯坦感慨：“这儿的人有点什么不对头吧？他们竟还没有问过我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送坦克、飞机和重炮给他们，也没有问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把日本佬揍得更狠一点，在那边（重庆）人人可都是这样说啊！”
不爱金钱、不尚虚文、不求外援，这就是70多年前美国人眼中的延安人，也是美国人对延安时期延安人作风和精神的诠释和解读。这也就是马可波罗之所以感叹延安是个神奇的地方，范仲淹之所以在这里能够成功抗击西夏，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震惊世界，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之所以连吃败仗、麦克阿瑟成为美军历史上唯一的战败将军、后来美国又长期陷入越南战争泥淖的根本原因。
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写道，延安时代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为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既然那些领导革命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领导人，因而毫不奇怪，他们在1949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和对新问题所作的反应，都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在早期战争年代所获得的经验的影响。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纪念对象，它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
延安时期延安人的这三个精神特质，是当时延安军民“三观”及其价值取向的具体彰显，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上空一颗光芒四射的耀眼红星，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燎原之火，是共和国大厦的坚定基石。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延安精神，呼唤延安精神。我们对此要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但更需要精神自信。延安时期的延安人的确很酷，延安精神之火永远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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