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群众体育，现阶段关键是民众对体育的认识。体育一词在我国出现时间晚，它是外来词，1907年清朝政府才开始使用“体育”一词。1909年霍元甲扬名上海，创办了精武体育会，体育第一次名声大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体育运动开展与提倡如春雷滚动。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体育有了理论探索。霍元甲的体育实践与毛泽东的体育理论，让体育以珠联璧合的形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按道理作为一代武宗的霍元甲应当弘扬他的迷踪拳就行了，或者是推广武术也行，为什么要创办体操学校？为什么推广的是体育？为什么要将精武馆改成体育会？
一是基于对体育的比较认识。霍元甲先学文，后练武。学文的最大好处是能够迅速开发智力、思维和增长见识。此外，霍元甲家庭不仅是武术世家，还是医学世家。霍元甲学文不局限于四书五经，而且包括武术理论和医学理论。这一点是霍元甲为什么能够成为武宗的重要原因。当体育传播至中国后，上海的体育运动被霍元甲接受。经历几十年的武术探索，霍元甲最终肯定了父亲的观点，即习武需要天生的体质作为支撑，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习武。因为武术直接以角斗为目的，练习过程首先要进行高强度的基本功练习，然后需要掌握复杂的格斗技巧，还要灵活运用。当一个人的体质不达标，基本功都难以完成，武术有所成就不可能。体育则不然，它以强身健体为直接目的，因人而异选择操练项目，动作相对简单，强身健体功能直接，男女老少均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不同体质的人可以量体裁衣地选择练习项目。霍元甲练武那么多年，并没有把他原有的病根治好，由此对武术的健身效果产生怀疑，他从理论上认为体育可能更好。因此，霍元甲重视推广体育，也是他为什么将精武馆改成体育会的原因。
二是霍元甲的爱国精神使其强推体育。家庭环境使年轻的霍元甲重武轻文，他的学文是被动的，学武是主动的，他受益于文，得意于武。霍元甲没有写理论性的文章，没有留下他对国家民族看法的文字。处于同年代的毛泽东同志的看法能够代表那时候霍元甲的认识，就是“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鲁迅先生的看法虽没有这样直白，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可见当时，像鲁迅父亲一样的民众是随处可见的。另外，“东亚病夫”这四个字辐射在中华大地，刺伤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也深深地刺痛着霍元甲的自尊。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青年，怎能忍气吞声，怎能不给国民以激励和证明。霍元甲冲上了擂台的中央，打击日本、俄罗斯等国人士的挑衅，用实力证明一下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尽管如此，在青年毛泽东、青年鲁迅、青年霍元甲看来，敌人称“东亚病夫”虽然是对国人的侮辱，但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真实的面貌。他们之所以有如此一致的看法，源于内心深处的爱国精神——救国。因为爱国而救国，救国就要救民，使他们才能从全民角度审视社会问题，才有迫切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才各自拿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鲁迅是用医，毛泽东和霍元甲用体育。当然，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刻，毛泽东与鲁迅都进行了另外的选择。
三、受益于体育使霍元甲有激情推动体育实践。正史与野史同时认为霍元甲年幼是体弱多病，天生不足。父亲霍恩第不让其习武，并非传闻中怕霍元甲丢霍家拳的丑。比武打擂输赢是常事，并不每个霍家弟子都能够把武习的很好。不让习武的主要原因是害怕霍元甲受累，他的病是不能够受累的病。不宜习武的观念不是偏见，也不是心血来朝，是习武者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霍元甲练武的过程没有采用其他兄弟的方法，而是近似于体育运动的方法。霍元甲的病体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医，中医学以道家的辩证法为基础，道家注重养生方法以及道法自然。对中医及辩证法的学习，对霍元甲理解武术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他对武术的练习是建立在先理解后实践的过程中，用的是一个“巧”字，实质就是体育中的科学锻炼方法。体育传播到中国之后，霍元甲理解了体育是什么。霍元甲发现自己在练习武术过程，与体育锻炼的过程是一致的，而不是其他兄弟的艰苦过程。他的这种近似体育的练武方法对自己的疾病发展有延迟的作用，并没有父亲预见的那样可怕。霍元甲断定自己从体育实践中获得了益处。因此，他认为推广体育比推广武术更好，精武馆改成体育会更有实际意义。这一改，让包含武术的体育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授受。
霍元甲具有毛泽东对体育的理解，更兼鲁迅对医学功能的理解，他做到了当时无人能及的高度，借此也站在了体育建设的最前沿，他成为了当时的领跑人，开路先锋，他不愧为体育运动实践的先行者。霍元甲虽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证明他是体育实践的先行者，但他的爱国胸怀、他的民族节气、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体育事业的热心推广和成就足够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