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开辟，是璀璨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一笔，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透过尘封的历史，我仿佛置身于丝路上那一个个烟消云散的神秘古国，让我们重走“丝绸之路”，领略它曾经的荣耀与光辉。

“丝绸之路”路线图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名“丝绸之路”，该词源于德文“die Seidenstrasse”，最早出现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中。究其历史背景,西汉时期，内忧外患，汉初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斗争直到汉武帝时才基本结束,而北方匈奴虎视眈眈，对汉北部边境不断滋扰，时刻威胁着西汉王朝政权稳固。汉武帝为彻底消除盘踞在北方的匈奴势力，想要联合被匈奴驱逐出河西走廊的乌孙和大月氏两国，两面夹击攻打匈奴，为了军事需要和政治目的，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揭开了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序幕。张骞曾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历经艰难险阻时间长达十三年，虽未达到联合抗匈的目的，但其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次除了乌孙等较大国家外，古代新疆的好多小国家他都派使节前去。当张骞凿空返回时，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张骞向西汉政府就周围的交通线，各国的风土人情、实地物产等等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对汉武帝、汉政府了解西汉以西的情况提供了非常重要信息，后来武帝决定打通西域，派兵到西域去，最后统一了西域，真正把新疆交通线和到中亚的交通线对接起来，开辟了丝绸之路。

到了唐朝，可以说是经营西域的鼎盛时期，不仅是在整个新疆地区进行直接统治，在中亚地区直到波斯的东境，也设立了16个都督府，是名义上控制的。但也是在盛唐时期，高仙芝率领的大唐精锐在怛罗斯之战中惨败于阿拉伯帝国，从此退出中亚；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约公元790年，唐朝势力又退出了新疆，从此，“丝绸之路”开始衰落。从唐末五代时期开始，陆路的“丝绸之路”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虽在蒙元时期，因为其通过各个汗国，整个“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但这条完全依靠骆驼、马和驴作为主要运载工具的交通线，无论如何也难以与日益发展起来的海上交通相抗衡。随着15、16世纪从欧洲到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这条曾经为古代文明建立丰功伟绩的“丝绸之路”，终于变成了象征着中西人民世代友好往来的历史遗迹。【详细】 

在历经数百年的漫漫“丝绸之路”中，有着太多的英雄人物，他们为开拓丝路上下求索，为发展丝路不断探险，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往昔丝路上商贾来往穿梭繁忙的景象早已成为云烟，悠扬的阵阵驼铃声响也已从我们耳畔消散，但他们却是“丝绸之路”上永远矗立的不朽丰碑。开辟丝路的英雄张骞, 重启丝路的先锋班超, 延伸丝路的使者甘英，求取佛学的僧侣法显，西行丝路的圣僧玄奘,还有游历丝路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等，他们都为丝路的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历史不会忘记，后人将永远铭记。

张骞使西域

谈到“丝绸之路”，我们就不得不说开辟丝路的西汉时期杰出外交家和探险家——张骞，张骞凿空打开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基础。“时势造英雄”，西汉时期，北方匈奴部落十分强大，而汉初物力、财力不足，对其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汉武帝时期，当下达选拔出使西域各国联合抗击匈奴的征召时，满怀抱负而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并带上了某些神话色彩。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虽然天马的事只是传说，但张骞却在大宛国（今费尔干纳盆地）发现了一种良马，这种马的耐力和速度都十分惊人，据说它们快速奔跑之后，流汗似血色，它们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汗血宝马”。后来张骞返回大汉将此事告诉了汉武帝，因为武帝本人非常喜欢马，听说有这样的宝马，自然想得到。此时，汉武帝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认为虽然结盟不成，但通商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从而命人开辟通往西域的商道。

而在西汉末年，连年的战乱使得北方匈奴势力乘虚而入，控制了西域地区，刚刚开辟的丝绸之路中断，各国人民深受其害，利益大损。直到东汉明帝时期，日益强大的帝国才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明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重启丝绸之路的先锋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班超。31岁的班超在得知匈奴犯边的消息后，把笔一扔，发出誓言，要像西汉张骞、傅介子那样，建功西域，以图封侯，报效国家，开始了他“平生怀仗剑，投笔事戎轩”的战斗生涯。班超不仅是成语“投笔从戎”的语源，同时也是历代投笔从戎者的榜样及祖师。这时的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谓大器晚成。班超戎马一生征战万里，身处西域三十一年，不费汉家粮饷，不劳大军远征，却立下不世奇功。他出使鄯善(今若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击杀匈奴使节，而后相继安抚于阗(今和田)，重定疏勒(今喀什)，击败龟兹(今库车)、莎车联军，使西域诸国归附汉朝，同时北逐匈奴，西却月氏，重新开通了丝绸之路，玉门关内外再次出现了牛羊布野，中西商旅不绝的太平景象。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敢问路在何方》，一部家喻户晓的神话剧《西游记》，而故事的历史原型，就是沿“丝绸之路”西行印度求法的大唐僧人玄奘。玄奘取经始自长安神邑，沿西域丝绸之路的中道出国，终达摩揭陀国王舍新城（今印度腊季吉尔以北数公里处），后经西域南道，于贞观十九年返祗唐都长安，历时约19年，游历三十多个国家，长途跋涉十余万里，沿途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弘扬传播佛法和大唐文化，大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中国和印度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史载当时玄奘取经返回长安，出现了“道俗奔迎，倾都罢市” 的场景，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被玄奘婉言辞谢。尔后其留长安组成完备的译场，据载，其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记录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其西行取经沿途见闻，为我们了解西域、印度、巴基斯坦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情况，了解丝绸之路的面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可以说，玄奘实为我国古代一位在世界史上和国际交往中享有极高声誉的历史人物。【详细】 

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共33处遗产点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我国的汉魏时期洛阳城遗址、隋唐时期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兴教寺塔、小雁塔、彬县大佛寺石窟、

张骞墓、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炳灵寺、麦积山石窟、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共22处遗产点入选，涉及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四省区。虽然两千多年过去了，昔日丝绸之路上的辉煌历史，留给我们的，或许只是现在能看到的残垣地断壁，斑驳地石窟，甚至是沧桑地土墩，但却蕴含丰富的中国元素。

石窟里的佛像

在河南，作为“丝绸之路”的始点之一，洛阳因在洛水之北，故而得名，汉魏时期洛阳城遗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处。作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国都遗址，始建于西周初年，废弃于唐初，前后延续使用近1600年，是此次申遗中国境内的22个遗址点唯一的都城遗址。“秦时明月汉时关”所言即为汉函谷关，关楼坐西向东，北接陇海线，南连青龙山，西通县城，东临涧水，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起点的第一道门户，又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之地。在遗址关楼西面门洞两侧有幅对联“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同时提到了秦、汉两个函谷关的典故，也算是用典恰当的佳作了。

在陕西，作为西汉帝国的权力中心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位于今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西南部的西安门里，又称西宫，历经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七个朝代的理政之地，唐代也被划归为禁苑的一部分，使用时间达360多年。它是丝绸之路最早的东方起点，揭示了丝路发展初期西汉帝国的都城城市文化特征和文明发展水平，见证了西汉帝国对丝路开创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而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龙首原上，是举世闻名的唐长安城“三大内”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建筑群。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晚唐时因屡遭兵火，废毁于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存世约270年，宫区面积达3.2平方公里，约是北京故宫的4.5倍，是大唐帝国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巅峰之作，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而在风俗人情方面，因为政治、经济、气候、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陕西关中地区，沿袭历史民俗，形成了八种生动有趣的奇特风俗，被称为“关中八大怪”，并以其“古风古韵古长安”的独特魅力，成为外地游人探寻的一大热点。

高昌古城遗址

在新疆，坐落在吐鲁番市东面约四十公里的哈拉和卓乡所在地附近的高昌故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距今已有2000多年了，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于公元13世纪末毁于战火，可以说是吐鲁番地区千年沧桑的见证。今天我们看到的高昌古城，大都是唐朝时期的建筑，而这座故城建筑布局的主体结构能够奇迹般的保存至今，更是体现了古代劳动者集合聪明才智和巨大创造力进行的独特施工以及得益于吐鲁番得天独厚的干燥少雨气候。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保存两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遗迹，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它于公元前2世纪至5世纪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在南北朝和唐朝达到鼎盛，唐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交河故城。至元末时期，蒙古叛军先后攻破高昌、交河，并强迫当地居民放弃传统的佛教信仰改信伊斯兰教，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打击下，交河终于走完了它生命的历程。新疆是一个维吾尔族聚居的地方，9世纪中叶，沿丝路迁到西域的“回鹘”，融合了游牧的突厥各部及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同原来就居住在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田语的人民，以及后来迁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长期相处，繁衍发展而形成了维吾尔族，并且形成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和民族风情。【详细】 

丝路骆驼群

“丝绸之路”群雕

一座古朴典雅的“丝绸之路”巨型群雕，矗立在西安市玉祥门外，这里曾是唐代长安城著名的西门--开远门，也是“丝绸之路”的原点之一。那驮着彩绸的一峰峰骆驼，高鼻凹眼的西域商人，精神饱满，栩栩如生，商人们在这个东方大都会大开眼界，正满载货物返回故乡。望着这座群雕，仿佛置身当年丝路上商旅不绝的景象，仿佛听到了飘忽在大漠中的悠悠驼铃声响……“丝绸之路”在其2000多年的历史中，不仅仅是东西方商品贸易往来的通道，更增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正所谓丝路牵线，东西方文明结连理。

在这条古代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上，中国的丝绸、陶瓷器、金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从这里传向西方，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从中国远销世界的丝绸和瓷器。“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成为当时中国强盛文明的象征。在古代世界，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且已具备相当高技术水平。西汉时期张骞凿空出使西域，所携带的最重要礼品就是丝绸，从两汉时期开始，丝绸不仅成为来往于丝路上最重要的奢侈消费品，西方各国的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高贵的身份地位；而且还成为中国历朝政府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的丝绸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

丝路还促进了宗教思想的交流。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末叶，佛教和佛教艺术自于阗(今和田)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后于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地（约在公元纪元前后）。史籍记载，汉明帝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两位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并翻译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同时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而寺院据说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成为很多人的信仰。拜火教（又称“祆教”、“火袄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称呼，于公元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详细】 

“楼兰的正午，公元前的边关，悠悠的驼铃，回荡了千年；丝路万里，白发三千，流沙河水，大漠孤烟；遥不可及的地平线，海市蜃楼尘封的画卷。”两千多年的冒险、探索和经营，使这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成为古代连接亚欧的重要通道，也凝聚着亚欧人民的勇气、智慧和勤劳。悠扬的歌声仍回荡在耳畔，时光流转，丝路早已不负昨日的辉煌，成为历史遗迹。但丝路仍作为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巍然耸立，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留给世人极大地文化遗产价值。随着“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这条贯通东西的文化线路再度焕发出熠熠光彩，作为一个跨越多国多省、遗产类型异常丰富的“文化线路”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如何更好地保护、利用、传承，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

敦煌壁画

“丝绸之路”，这是一个听起来让人心旷神怡的名字，但是不得不说这条路上的自然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地域干旱少雨，温差巨大，且地理环境十分复杂，造成部分遗址损毁严重。西部独特的地质地貌，决定了这些遗迹极易受到风化、风蚀和雨蚀等因素侵害，尤其是对一些石窟岩体和城市遗址，由于它们基本都是由砂砾岩构成，岩体较松散，强度低，极易在水中崩解。例如克孜尔石窟，由于雨水不断的冲刷，在崖顶和崖面上形成许多沟壑切割岩体，导致崖体多处形成危岩，甚至坍塌，严重破坏文物。

“丝绸之路”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源自历史，记录了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成长发展的历程，是人类集体记忆的保存品，是无法再生的，不保护就意味着消失。这些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更是证明了它具有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文化价值。现在我们说起文化遗产，主题还是停留在谈如何保护。这是因为国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很多地方只是把申遗当作摇钱树，看重的是给地方带来的名头、是保护与修缮的经费、是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当下我们欠缺的，不只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相关法规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大多数人尤其是地方的一些政府官员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认知模糊。相反，倒是一些民间保护组织与个人在行动中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心。

申遗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但保护背后的文化研究更应该是我们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让保护的重任提上日程，接下来，如何更好地进行深入研究，让“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植根于国人心中，或许应当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深层次问题。【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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