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以往的生存模式也在逐渐变化，不少女性跟随丈夫离开村庄进城谋生。她们戴着安全帽和男人一样混迹在钢筋水泥中，如果不细观察，甚至很难一眼看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女“农民工”，也是“妻子”和“妈妈”。阿苦木色合，37岁，是彝族人，来自四川大凉山，她和丈夫在嘉兴工地上务工，一双儿女在老家。她说，“孩子打电话时，会哭喊着要妈妈，我听了，也想哭。”（图/文 嘉兴日报 田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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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除了工作时间随夫劳作，生活中大多还要为丈夫洗衣做饭，而繁忙的劳作之外，最让她们牵挂的还是留守的子女。黄蕊，1990年出生，2010年在广州一个鞋厂打工时，与同岁的丈夫认识，随后结婚，生了一对儿女。因为家里开销大，在厂里上班攒钱少，便开始一起做建筑工。“以前我小时候，父亲也是常年外出打工，自己心里充满埋怨，现在自己当了母亲，又重走父母的老路，把孩子扔在老家，才理解当年父母的进退两难”，黄蕊说。
“一双儿女，都是在5个月大的时候给他们断了奶，想想挣钱都是为了他们，心里的自责感才轻些。”出来打工后，黄蕊开始去理解自己的父母。“只是，每次给儿子视频通话时，感觉他说不了两句就走开自己玩去了，春节回家，他会躲在爷爷身后不让我抱，好像不认识我了，真是说不出的难受。”
陈水兰，26岁，来自江西吉安，目前在嘉兴工地上做施工电梯司机。“刚开始坐在四处透风的吊笼里，双腿发软，人在‘呜呜’声中晃晃悠悠升到27层，80多米的高空，一天这么上下几十次，什么矫情都没了，不适应也得适应了。话说回来，这不是很重的体力活，只要克服恐惧就行。”她说。
比心理恐惧更难以克服的，是她在老家跟爷爷奶奶留守的两个女孩。“把女儿的照片设为手机屏保。没事时一按手机，女儿‘啪’就冒出来了，就在眼前看着我笑。”
曹井华，48岁，来自江苏徐州，丈夫朱正名今年50了。靠着家里的6亩农田只能解决温饱，现在夫妻俩在嘉兴平湖工地上打工，为了多干些活，他们中午不回生活区休息，两个盒饭就是午餐，目前两个人一年能攒下7万元。
“有两男孩，大的26岁，在南京上班，想着在老家的县城为他们买房结婚，大城市的房价差不多都是一万多一平方，买不起啊。”曹井华感慨。
周丛云，32岁，安徽安庆人，施工电梯司机，偶尔休息时，会化妆去街里逛逛。10年前，在网上认识了大自己5岁的丈夫柯春根，丈夫做钢筋翻样工作，画施工简图，每月有5000多元的收入，比她多。
这是周丛云与丈夫的床，一张床单把床围严实，在简易房里隔绝隐私与尴尬。
王小静，50岁，来自河南周口，先后在郑州、杭州、嘉兴平湖的工地打工，夫妻俩一起做室内粉刷墙。1994年结婚后，她和丈夫李东辉生了三个儿子，感觉“压力山大”。“拼命挣钱，早上3点多就起床往楼上拉水泥，一天能赚300多。还好，大儿子已经毕业，在广西找到了工作。但是还有俩孩在上高中，现在高中也不少花钱呢，一点不敢松下来。”她说。
郭菊红，30岁，来自河南驻马店，吃过午饭，她去小卖铺为丈夫李松超买了两双鞋垫。
“天天穿着皮靴泡在水里，脚都磨烂了，一下买了两双鞋垫，不同牌子的，试试哪双舒服以后就买哪双吧。”郭菊红看着丈夫的脚心疼地说。
徐州秀，47岁，安徽安庆人，今年开始跟随亲人在工地上干活，用推车往楼上运送水泥，一天下来胳膊酸痛。
徐州秀有个儿子在杭州读技校，马上毕业了，想着嘉兴离杭州近，没事了还能见个面，但是来这里三个月了，却还没有空闲时间。
李泽秀，49岁，来自贵州，目前在工地上做小工，有个女儿在郑州上班。工地上来了两只流浪狗，她觉得“这也是条命”，便从食堂找吃的来喂狗，时间长了，每到下班时，两只狗就守在生活区的大门口迎她，为她枯燥的工地生活带来不少安慰。
张开芹，46岁，跟随丈夫在嘉兴市三环南路工程处施工，上班时两个人配合着一起干活，下班了，她便买菜做饭，因为自己的存在，丈夫比其他工友吃得好，穿得干净。
焦守碧，48岁，在工地上装卸脚手架，丈夫在附近开三轮车帮人拉货。她已经在老家县城为儿子买好房子，最近催着儿子结婚。“抓紧结婚生娃，有了孙子，我就回家带带，不用在这里打工啦。”她说。
陈阿姨来自安徽，是工地上的粉刷工。儿子一家在上海打工，当天儿子带着孙女从上海过来探望，她特别开心，拉着孙女的手去小卖铺买零食。
余映红，36岁，浙江衢州开化人，在工地上做小工，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平均一两天洗一次，洗完还要用蜂花牌护发素护理一下。“头发一天天长长，大楼一天天变高。”她说。
陈春兰，33岁，四川安岳人，2010年4月来到嘉兴进厂打工，经表妹介绍了男朋友，当年闪婚。“厂里加班太多，还是工地上自由些，没约束，作为一名起重信号工，我还可以走来走去。”她说。
作为工地上并不多见的女工，陈春兰经常成为男工友开玩笑的对象。目前，她和丈夫在城里租房住，和5岁的儿子一起生活。日新月异的城市，离不开混在男人堆里的女农民工，她们正在用柔韧的身躯撑起城市建设的“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