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极为推崇古文，提倡学习古人朴实、严谨的写作风格，他极度不屑那满篇堆砌着华丽词藻，内容却虚浮、空泛的“矫揉造作”之文。在父亲的引导下，苏轼兄弟俩跟着父亲每日苦读诗书，借鉴古籍的行文方法，领悟古人的思想精髓，在古典文集上大下功夫，几乎每一篇文章苏东坡都要背诵、抄写。在旁人难以理解的、枯燥乏味的重复中积累知识，逐渐形成了自己“言之有物、笔锋犀利、挥洒如意”的习作风格。
嘉祐二年，苏东坡参加礼部的科考时，凭一篇《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大加赞赏。《宋史·苏轼列传》详细记载了欧阳修初次批阅苏东坡试卷时的情形：得轼，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欧阳修看到苏轼的试卷时，不禁眼前一亮，顿时被他清新洒脱的文风所吸引，细读起来整篇文章如行云流水般通澈，却又如山岳般厚重。这篇文章的出现，无疑对早有“扫尘除蔽，矫正文风”的欧阳修来说，不亚于“瞌睡送枕头”，不禁对这位不知名的考生顿生好感（当时采取的是掩名阅卷）。欧阳修捧阅试卷啧啧称奇，爱不释手。本来按照其文采应取其为第一名，但觉得有点像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只好“屈尊”降为第二名。这是史书记载当年苏东坡初试成绩的情况，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真相果真如史书上记载的那样？还是另有隐情呢？
现在看来，这个名次由来的真实性确实值得商榷。要知道欧阳修可是文学“大家”，他可是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大学士，可以说，在当时他就是文学界的权威人士。即使试卷上看不到考生的名字，可自己得意门生的笔迹、行文布局会认不出来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何况，旁边还有着一位文采丝毫不逊于欧阳修的“大家”——梅尧臣。难道两位大文豪还能误判名次不成？或者说苏东坡的文章与第一名的文章质量相差无几，一时让两位主考官难以决舍，各方权衡、对比下，不得已取其为第二名，但随着苏东坡声名鹊起之后，此段“取舍”公案被早已和苏东坡熟络的“欧、梅”在闲谈中透露出去，于是以讹传讹，就成为了史料中的记载？
那为什么欧阳修把苏东坡录取为第二名呢？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应该是苏东坡初次参加这种大型的会试，自己临场经验不足，文笔没有放得开，再加上文法独具一格，与当下文风大相径庭。纵是“字字珠玑，句句美玉”为欧公所喜，但深谙官场风气的欧阳修深知“积弊难返”，整改工作要遵循“循序渐进、徐徐图之”的策略，所以不排除欧公试水之意，此为让其进退有据，本着“玉不琢不成器”的惜才原则，让其屈居第二亦无伤大雅。在此后的应试中，苏东坡一举夺魁就是明证。其二，苏东坡考试所作《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处不详，想来饱学多识的欧公对此疑虑不已，可以想象得到作为主考官的欧公、梅公绞尽脑汁，翻遍典籍亦找不到出处时的郁闷心情。为此，不排除欧、梅两人为慎重之见，取其第二的可能性。我想后者的可能性稍大一些。
不管历史真相如何，苏轼父子在欧阳修、梅尧臣的竭力盛赞和推崇下名声大噪，每每有新作问世，立即在京城达官贵人间流传开来，许多赶考的学生如获至宝，争相传阅，无不一睹为快。其所作的诗词更是在清倌中竞相传唱，就连市井小民、贩夫走卒间也流行开来。即便苏东坡后来被远贬千里之外，京城士子之间依然通过各种渠道传阅着他在贬放属地的大作，而他离京后的各种“花边新闻”更是成为坊间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时有谚语说：“苏文生，吃菜根；苏文熟，吃羊肉。”可见其在大宋文学界所造成的影响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