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

利玛窦

　　晚明时期思想、学问最特立独行者，要属李贽。作为反封建斗士、思想解放先驱，晚年他辞去官职游历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与其挚友或论敌有辩论活动”，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

　　在南京，李贽与被称为“西学东渐第一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遇了。同样被时人视为“异端人物”的这两位勇者之间，发生了怎样有趣的碰撞？他们的相会又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第一次相遇在“辩论会”上

　　李贽“始终保持沉默”

　　李贽生活于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曾当过国子监博士、姚安知府，后弃官，四处讲学，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他与利玛窦就是在南京认识的，并且接连会了3次面。

　　但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被许多人忽略了。因为那一次李贽并没有以“斗士”的形象出场。

　　那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隆冬，利玛窦自己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述会见场景中有一巨大“火炉”就是明证。地点在官居大理寺卿的李汝祯府。利玛窦说那天的话题是“讨论基督之道”，其实是佛教高僧雪浪大师等人与利玛窦关于宇宙本体、造物主问题的辩论。这是一次文人聚会，参加者有几十人，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是宴会之前雪浪大师和徒弟们约20多人向利玛窦挑战，后者应战。第二段是其他客人陆续到达后，席间展开对人性问题的辩论，利玛窦开始静听，接着被邀发言。

　　此时，李贽正好在南京，寓居被罢官免职赋闲在家的焦竑家中，和焦竑一起接受了李汝祯之邀，参加了会见。他是参加了全过程或只参加了第二段，如今已经很难确定。但他被利玛窦丰富学识、清晰推理及控制全场能力所震撼进而佩服的情况，却有蛛丝马迹可寻——《利玛窦中国札记》和李贽《与友人书》中都有记载。

　　更确凿的证明，是在这一次聚会后某一天或第2天，李贽主动到利玛窦下榻处拜访了这位外国神父。这是两人第二次会面，也是一次纯粹的个人性专访。在法国传教士裴化行的《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里，李贽这次拜访被描述为“不惜纡尊枉驾先来拜访利公”。对于此事，利玛窦也在《札记》中写道：“特别是那位儒家的叛道者（李贽）。当人们得知他拜访外国神父后，都惊异不止。”

　　在此之前，利玛窦已经知道，李贽70多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他所属的教派中有很多的信徒”。所以他对李贽屈身来访，既大感意外，又极为高兴。

　　这次拜访时，李贽赠给利玛窦一把纸折扇，扇上题诗《赠利西泰》。后来李贽将此诗交由许多人抄读，并收入诗集刊印出来。诗云：“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为什么李贽先来拜访利玛窦，可以从李贽后来的《与友人书》中寻绎出来。一是仰慕之情在大庭广众之中不便表达，所以过后特来弥补；二是被与儒释道和伊斯兰文化完全不同的基督教理论所冲击无法评论，过后特来请教。

　　他们第3次见面，是利玛窦到李贽住处正式回拜，时间在李贽专访后的那天或第2天。这是一次比较正规、隆重的会面，李贽带着许多“随侍左右的子弟们”出来迎接。回拜时利玛窦向李贽赠送了《交友论》。它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收录了100条西方人交纳朋友的格言，其中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名人。李贽读了，启发颇大，后来命人誊录好多份，加上一些推崇话，寄给湖广一带为数更多的门生。

　　这次见面，二人“畅谈宗教，谈得很久”。从裴化行记载来看，可能主要由李贽提问、利玛窦答疑构成。因为前者非常谨慎，主要静听，“既不讨论，也不辩驳”。为什么李贽不多说话，应当出于两个原因：一是青年弟子在座，要让他们多听、多思；二是自己初次接触基督教，不便随意褒贬。

　　但是，在利玛窦《札记》中并没有记载这次回拜。其原因，应该和利玛窦“驱佛补儒”方针导致他最反对偶像崇拜有关。在当时利玛窦眼中，李贽被视为一个偶像崇拜者——“由一名儒生变成了一名拜偶像的僧侣”。若公开把回拜记载下来，他担心招致耶稣会批评。但李贽在知识阶层影响很大，有许多追随者，“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利玛窦又不甘放弃。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被后人整理过，相关内容被删除了。

　　这些，应当就是李贽《答友人书》所云“我已经三度相会”了。

　　理智、冷静和对等

　　这是中西文化一次较成功的碰撞

　　在我看来，李贽与利玛窦在南京的会面，其实是中西方两位极具个性又最勇敢的人文学者的碰撞。从个性言，双方都是极诚实之人。李贽《童心说》专讲童心和诚实，利玛窦《交友论》对诚实也不含糊。从勇敢言，双方都令人钦佩。李贽在最能干事业的中年放弃收入丰厚且可继续升级的官职退休讲学，并向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发起挑战，很不容易。利玛窦不听父亲劝阻坚持要当神父，也不容易。从学识上，李贽当然是饱学之士，而利玛窦不仅是一名教士，还是一名卓越的物理学、数学、地理学学者和哲学家。

　　更重要的，二人多次会面都在理智、冷静和对等氛围中进行。所谓理智，是指双方被理性控制而不是由感情或教义控制。所谓冷静，是指双方处于若有所思的平静状态而不是火急火燎的争斗。所谓对等，是指各自以诚待人、在输出观念时承认对方观念的价值并从中获取心得而不是两个偏执狂各说各有理，更不是你尊我卑式的低眉顺眼，或我尊你卑式的恨不得一口将对方吞下。总之，这是两个学者和两种文明之间一种最正常和最平和的碰撞，一种友好心态支配下的精神和学术切磋。双方都从耐心倾听、认真思考和互相答疑中理解对方。

　　晚明中国是国际大家庭一个“有问题的成员”。像李贽和利玛窦会面中这种理智平和状况，几乎没有。与利玛窦交往的中国人不在少数，有贵族国公如徐弘基等，有朝廷命官如礼部尚书王忠铭等，有儒学官僚如李汝祯等，有严守夷夏大防的左派“愤青”如刘斗墟等，有佛教高僧如雪浪大师、达观、憨山等，还有被利玛窦尖锐嘲笑为“自称活了300岁或自称90岁而实际不到60岁”的道教散人。这些人与利玛窦会面大都处于不正常状态。为什么？因为他们或敌视利玛窦，或有求于他，想得到西洋玩意儿去谄媚皇帝或上司。即便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也因欲套取科学知识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迁就，很难做到不卑不亢或落落大方。

　　利玛窦说那次文人集会中只有李贽一人“始终保持沉默”，裴化行说李贽“既不讨论，也不辩驳”，都说明了李贽的理智、冷静和谨慎、认真。会见期间，李贽对利玛窦说“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又说“你们的天主教是好的”，又表明了一种对等交流的自信。因为肯定并承认西方文明（文化）的好处并表扬之，在当时是罕见的。即使在300多年之后的清末，也是大胆的。

　　受到触动

　　李贽著作中有了“平等”新观念

　　李贽和利玛窦的会面，给双方都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成就。

　　对利玛窦来说，他从与李贽交往中发现了晚明中国有像李贽这样脱俗并具有西方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也发现了人类理性在遥远东方没有被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泯灭的一线希望，增强了留下来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他还通过李贽的引荐，实现了面见皇帝并在北京扎根的愿望。那是第二年6月利玛窦去北京途中经过山东济宁，正巧李贽也寓居与此，而且和当时济宁漕运总督刘东星是挚友。因为有了在南京那3次会面的良好基础，李贽理所当然成为利玛窦和当地官员之间的桥梁。他们又有了3次密切接触。期间，刘东星和李贽替利玛窦重新拟就了一份上呈皇帝的奏表，并分别给他写了数封推荐信。利玛窦后来庆幸说，这份奏表，尤其是这些推荐信，在北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李贽来说，通过与利玛窦多次接触，他也沾染了西方文明的某些色素。这集中体现在他生前最后一部“发愤”之作《九正易因》之中。《易因》初稿完成于李贽在南京会见利玛窦之后。在济宁二人再次会面与交流，对李贽的精神思想也有很大触动，以至于他竟在短短几个月内将《易因》修改了一遍。李贽在《与友人书》有云：“意其（利玛窦）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这说明他已发现利玛窦学说中有极宝贵成分。而在《易因》中，李贽有了一种新观念，那就是平等。这种观念在他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遗憾的是，李贽在济宁与利玛窦会面后不久，就被按上异端邪说之名治罪下狱，最终自刎而死，其著作也被列为禁书。而利玛窦所宣扬的学说在正统儒者看来也无异于异端邪说，在李贽被逮捕后，礼部也曾多次疏请遣还利玛窦，只是由于皇帝喜好西洋玩意儿，怕坏了无人修理，他才最终没有被驱逐。晚明朝廷对纯人文学者和垂死老人李贽横加迫害、对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方人文文明大加戒备，但对数学、物理学、制图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却不禁止，无形中为晚清树立了一种学习引进西方文明的跛脚行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