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鲁迅的《肥皂》常把目光集中在“伪道学”四铭或是作为西方现代性象征的“肥皂”上，学程的“八卦拳”则往往被忽视。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正是这一鲁迅小说中难得出现的拳术描写，为《肥皂》打开了更加广阔的阐释空间。我们也恰可借此一窥拳术在民初是如何成为问题的，知识分子又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其中。
——孟（孟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热爱文学与拳术，师从李宪瑜老师读现代文学，李连春师父学形意拳。）
八卦拳是对身体的规训
最首要的，是对性的压抑
八卦拳在鲁迅小说《肥皂》里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四铭买回肥皂，喊儿子学程要问英语“恶毒妇”的意思。学程没听见，说自己正在练八卦拳。第二次是晚饭前，四铭监督学程练八卦拳，并以此作为“庭训”，有大半年了。第三次是四铭被妻子戳穿了心事，发窘，“脸上也像学程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流出油汗来”。
八卦拳是什么？《鲁迅全集》注明八卦拳是“拳术的一种，多用掌法，按八卦的特定形式运行。清末有些王公大臣和‘五四’前后的复古派曾把它作为‘国粹’加以提倡。”全集这样注释是暗示读者，“八卦拳”是孝道、移风文社等传统“国粹”序列中的一个。细读小说也确实如此，它与孝道、移风文社共同构成了道学家（旧文人）的生活世界。所不同的是，孝道规训的是思想，而八卦拳是对身体的规训。小说里四铭不断地强调孝道，在训斥儿子时也将它与孝女并论，但有趣的是他对儿子真正的“庭训”不是《诗经》不是《礼记》而是八卦拳。
天色比屋子里还明亮，学程就在角落上练习八卦拳：这是他的“庭训”，利用昼夜之交的时间的经济法，学程奉行了将近大半年了。他赞许似的微微点一点头，便反背着两手在空院子里来回踱方步。八卦拳在这里不只是一个拳种，更是一种比“读经”还要有效的规训手段——用拳术驯服身体。除了让学程少言寡语、亦步亦趋、唯唯诺诺，拳术驯服身体最首要的，是对性的压抑。
“八卦拳”在小说中的功能与“肥皂”是相对应的。小说开篇，鲁迅对葵绿色肥皂不厌其烦地近乎色情的描写暗示了“肥皂”性隐喻的功能，而前文提到的“八卦拳”的三次出现，正与“肥皂”挑动起来的性心理相互呼应。当四太太一边鉴赏四铭带回的肥皂一边为四铭“唔唔，你以后就用这个……”的言语以及射在她脖子上的眼光而脸热的时候，学程正在院子里练八卦拳。当四太太听完四铭回忆光棍们说“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意识到丈夫买肥皂的真实心理之后，隐忍不发，而“四铭也站起身，走出院子去。天色比屋子里还明亮，学程就在墙角落上练习八卦拳”。
到了小说的高潮，在一家人团聚的饭桌上，四太太戳破四铭的性心理，“好在你已经给她买好了一块肥皂在这里，只要再去买一块”……“给她咯吱咯吱的遍身洗一洗，供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此时，“四铭脸上也像学程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流出油汗来。”
鲁迅把“肥皂”置于读者目光注视之下而将“八卦拳”隐于其后，恰使得挑逗与压抑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
王伦为避免清廷剿杀
改以“义和拳”代称八卦拳
鲁迅小说中描写拳术的仅此一例，且面目可憎。作为小说的作者，鲁迅为何偏偏选中了“八卦拳”？他关注拳术的“兴趣”从哪里来？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里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于是印集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学程的八卦拳，也即当时社会的一段“较整齐的材料”。前文引述的《鲁迅全集》对“八卦拳”一词的注释提示读者，小说中出现的八卦拳并非鲁迅突发奇想，而是关联着“清末王公大臣”以及“‘五四’前后的复古派”的一段往事。
八卦掌与太极拳、形意拳并称三大内家拳，清末以来声誉极旺，习者众多。在称呼上，八卦掌与八卦拳有混用的现象，如孙禄堂的武学著作中称八卦掌为八卦拳，褚民谊《国术源流考》中也称“八卦拳亦名八卦掌”。鲁迅小说《肥皂》中学程练习的八卦拳即有可能是八卦掌。但也有学者认为八卦拳、八卦掌是各有渊源的不同拳种。八卦掌（拳）的起源问题在体育史研究领域一直存在争议。在阅读八卦掌源流探究的文章时，笔者发现几种主要观点虽然结论各异，但论证过程中，都揭示了八卦掌（拳）的传播与反清会党、秘密宗教的关系。
马西沙在《清代八卦教》一书中指出八卦教最初只以敛财为目的，并无拳棒传授。在乾隆中叶，清水教起义前数年，开始有八卦拳法流传。值得注意的是，八卦拳在教内影响很大，但王伦为避免清廷的剿杀，改以“义和拳”代称八卦拳。
此时的义和拳并不完全等同于清末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拳）。而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义和团聚拢了众多秘密宗教组织，八卦教也在其中。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八卦拳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反倒得益于清廷王爷贝勒对董海川拳术的推崇。而庚子年朝廷对义和拳的利用，又使得八卦拳与其的关系更加复杂。鲁迅是否对武术史，特别是八卦拳史有过考证，不得而知，但八卦拳在小说中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的。说鲁迅在选择它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符号能够传递出的两层意思——传统与庸众，应当并不算过度阐释。
鲁迅与陈铁生
就拳术是否必要的论战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一栏发文称“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经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鲁迅认为无论在体育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没有提倡拳术的必要，并指出提倡拳术与义和团的关联——“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
鲁迅在《新青年》上的言论随即招致了武术团体的不满。精武体育会“精武四杰”之一的陈铁生首先发难，给《新青年》写信，逐条驳斥鲁迅的观点，认为拳匪和拳术不能等同。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则是人道主义，而鲁迅所说“外国人不会打拳”一条，陈铁生则以BOXING为例反驳。且陈铁生认为打仗冲锋肉搏时，拳术刺刀术依然有效。
鲁迅随即以《拳术与拳匪》一文回击，称自己文章主要针对的是社会现象，而陈铁生说的都是个人感受。如果武术只是特殊技艺，个人投师则是小事，但人人必学就是问题，“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
陈铁生随后在自己主编的《精武本纪》中详细介绍与鲁迅论战文章中提及的外国人出版的中国拳术书籍并附插图。另有《〈新青年〉杂志主笔者听者》一文，言辞恳切，疾呼打拳强身的好处，并请求“《新青年》杂志里那些反对拳术的人也要听听我的说话”。
从鲁迅和陈铁生的论战中，我们不难发现论战双方都对“义和团”避之唯恐不及。义和团在当时拳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看来，都是负面资产、历史包袱，即使要提倡拳术，也应尽快摆脱义和团的影响。
鲁迅对于拳术的议论直接针对的是马良的“新武术”
将拳术与义和团联系在一起并非鲁迅一人的观点。陈独秀《克林德碑》说“马良所提倡的中华新武术，现在居然风行中国，我看他所印教科书中的图像，简直和义和团一模一样”。鲁迅对于拳术的议论，直接针对的也是马良的“新武术”。
马良（马子贞）是皖系军官，在山西武备学堂任教官时期就开始尝试自编武术教材，后来调任北京、保定、潍坊其间，编创并出版了一套“中华新武术”教科书。1918年议员王讷《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被众议院通过，“中华新武术”将在全国中学、高等院校及专门学校中推行，这大概是引发鲁迅不满的直接原因。
但实际上马良自己恰恰对义和团深恶痛绝。未有凭一言一纸即能杀人却敌者。况编指书硃，礼斗拜甲，如汉之黄巾，清之白莲义和团等等邪术之作用，考其究竟，亦终归于失败而已矣，安见所谓神奇哉。教育部门对“新武术”的提倡不仅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同样，也引起了中华武士会等民间武术团体的热议。他们认为传统武术被统编为新武术会丧失各门派的个性。鲁迅在《随感录五十三》中也对此大加揶揄。
北京议员王讷提议推行新武术，以“强国保种”；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班天罡拳、阴截腿之流，大分冤单，说他“抑制暴弃祖性相传之国粹”。无论是马良、精武体育会还是中华武士会，民初这些提倡拳术的个人及团体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旧有的拳术资源摆脱义和团之类标签，在新时期发挥效用。他们寻找到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即来自严复、梁启超社会进化论支持下的新民、尚武思想。而有趣的地方正在于，作为拳术批判者的“新青年”，又何尝不是此种思想的接受者？
到了1918年
“拳术”成了与拳匪同义的“国粹”
面对西方冲击，近代中国“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影响力。知识分子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将审视的目光聚焦到了个人身体上，羸弱的身体成了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梁启超1903年在《新民丛报》发表《论尚武》，指出“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
《新青年》也同样受此影响。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称“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思想动作果何所适从乎？第一，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新青年》（《青年杂志》）对精武体育会的创办者霍元甲曾详加传记，并着力推介精武体育会。实际上鲁迅等“新青年”与马良、精武体育会、中华武士会分享着“尚武”这一共同的思想资源。
鲁迅早年也受尚武精神影响，读谭嗣同《仁学》（任侠为仁），刻有“戎马书生”“戛剑生”的印章。在日本时不仅乐于练习柔道，更在《浙江潮》发表《斯巴达之魂》，推崇战死、勇武。由此可知，鲁迅当然清楚马良、陈铁生是什么意思，对“中华新武术”、精武体育会背后那套关于身体的论述逻辑也再熟悉不过，但鲁迅却依然反对打拳。有文章据此认为当年鲁迅过于偏激，不该不分青红皂白把扶乩、打拳、打坐等混为一谈统统反对。支持者则认为鲁迅反对的是借国粹而夹带灵学私货的国粹家而非真正的国粹。
鲁迅在小说《肥皂》中写八卦拳有讽刺复古的国粹派的意思。国粹在鲁迅看来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国粹在章太炎手中曾有排满革命的功效，但如今再拿出来说，便是“艳若桃花”“美如乳酪”的无名肿毒。无论是尚武还是国粹，此时不再是一种普遍的共识。从《新青年》对“打拳”态度的转变也可看出，1916年的《新青年》（《青年杂志》）还在大谈“霍元甲”“精武体育会事”，编辑（陈独秀）在回复读者“什么运动好”时给出的答案是：“运动一道，愚酷好吾国之拳法、日本之剑术、欧美之体操。”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还在谈：
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冈，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可是到了1918年，“拳术”成了与拳匪同义的“国粹”。
日本“武士道”的成功
给予了中国知识分子灵感
梁启超、孙中山、马良、陈独秀、毛泽东……几乎所有对拳术有好感（或曾有好感）者都会津津乐道于邻国日本的经验——如何通过武士道的提倡，增强了民族的身体与精神，进而民强国富。
木下秀明认为面对近代以来一边倒的西化潮流，日本本土开始酝酿一种相反的国粹思潮。随着日本维新的成功，国力上升，此种国粹思潮不降反升。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国粹思潮进一步膨胀。在解释日俄战争的胜利时，不只以军事近代化来说明，而要把斗志的高低考虑为决定性因素。这样考虑问题的结果导致重视精神而不重视技术，重视白刃而不重视射击的时代开始了。
1898年，新渡稻造《SoulofJapan》（日本的精神）向海外提高了武士道的评价。1900年以《武士道》为题被译成日文。武士道成为了日本精神的代表。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武术（柔术）变为了武道（柔道）。日本“武士道”的成功给予了中国知识分子灵感，梁启超写作《中国之武士道》显然受此启发。
或许可以这样讲，国粹思潮与尚武思潮本身就是同一潮流下的不同面向。日本面对西方强大军事及文化压力下的反应，通过尚武（武士道）的提倡发明了日本的独特精神，且是现代化了的本土精神。既让西方重新认识了日本，也让日本树立了自我认同。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试图效仿日本，建构中国的武士道传统，后来的实践者如中华武士会等也正受此影响。鲁迅批驳陈铁生的话并不全对，在武士道精神背后是对技击观念的变化——武术到武道，柔术到柔道。拳术是重要的形式，而如何将拳术提升为国家的精神象征，是晚近以来的拳术提倡者所共同思考的问题。旧有拳术资源是否可能被利用，如何利用，正是彼时争论的焦点。
此时鲁迅的态度
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1924年鲁迅的《肥皂》发表于《晨报副刊》，四铭这个维新时期曾提倡兴办女学的新派人物，人到中年面对西潮汹涌，退回到孝道与八卦拳中寻求归宿。当四铭一家正为一块洋肥皂而鸡犬不宁的时候，墨守孝道、习练拳术也不再“理所当然”——成了需要被讨论、争论的问题。
1928年，西北军将领张之江离开军界，得到包括蒋介石、李烈钧、蔡元培等政界要人的支持，于南京成立中央国术馆。在梁启超开启的尚武理论和中华武士会、精武体育会、马良等拳术实践基础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术运动展开了——成为问题的“拳术”此后一跃而为“国术”。
1928年4月30日《语丝》有署名“文辉”的读者发文《这回是第三次》，引用鲁迅之前反对打拳的文章来挖苦国术运动。据鲁迅先生说，“打拳”的提倡，已有过二次，一在清朝末年，一在民国开始，则这回应该算第三次了。名目前二次定为“新武术”，这次改称“国技”，前二次提倡的，一是“王公大臣”，一是“教育家”，这回却是“国府要人”。
文辉全文模仿鲁迅嬉笑怒骂的文风，显然是鲁迅的忠实读者，然而此时鲁迅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确曾反对过，那是因为恐怕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亏。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用拳来打外国人，我想，大家是已经不想的了。所以，倒不妨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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