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桀商纣，历来被当作暴君的典范，古往今来，说暴君的时候鲜有不提及这两人的。不过新王朝建立之后鲜有不对前朝的末代皇帝进行抹黑的，所以商纣王应该也是被抹黑了。在春秋末年，子贡就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在《论语》中就有记载：“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随着考古史料的发现，似乎把殷商灭亡的原因归为商纣的暴虐有点以偏概全，东夷部落的叛乱导致了商纣连年征伐，民不聊生，最终给了西方方伯周代替商的机会。

商纣暴君的质疑

下面结合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一下：

殷商到纣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最后终被来自西方的周人击溃，建立周王朝取而代之。曾经六百年的殷商王朝，疆域广袤，纵横千里。声威之隆，极盛一时，这已由地下出土的精美器物得到明证。但为何一旦毁于“西伯”之手？

关于商王朝之覆亡，古代文献《尚书·无逸》“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往往将此归咎于殷商纣王的奢侈淫佚及暴虐无道，如好酒淫乐宠妲己，酒池肉林奏靡乐，残害忠良制炮烙，拒听逆耳剖比干等等。

这些有关商纣的荒淫，大概是得之于晚周学者间的传闻。如《说苑》引《墨子》供文谓：“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谓：“雕柱桔诸侯……作为旋室，筑为顷宫。”

《文选·东京赋》注引《竹书纪年》：“纣作琼室，立玉门。”从近年来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可以证实商末年的宫殿建筑确实可以称得上富丽堂皇了。《管子·七臣七主》谓：“昔者纣是也……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馆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列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

端木赐

晚周人对商纣这些荒淫腐化生活的传说，不见得都是实录。因纣为亡国之君，而周人又视之为仇敌。所以周人对其罪恶必言过其实，任意夸大，方能显示其征商为拯民伐罪。这一点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有所察觉。“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子贡就这样说了。

到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商之衰也久矣，一而盘庚之书则卿大夫不从君令。再变而微子之书则小民不畏国法。至于攘窃神衹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可谓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

顾颉刚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发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文，证明纣的罪恶，在真的周人的今文《尚书》中，不过极普通的六点，战国的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的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又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一个亘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惟这种层累造成，“后来居上”的夸大的伪说，究竟不可凭信。

所以近来有很多学者如明义士、郭沫若、董作宾、吴其昌等，反而说商纣不但不是那样的荒唐堕落，并且终不失为一个“英武的君王”。

殷商覆亡的考证

1、长时间征伐覆亡说

近代，甲骨文发现以来，常见卜辞中颇有征伐人方、尸方的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在殷商时代末期，东夷与殷商也常兵戎相见，且有记录说明殷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

商末形势图

古代文献的记载，像《吕氏春秋·古乐》就有“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左传》有“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进而认为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像《左传》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同时，殷和周围方国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殷不仅成为不少方国有罪的贵族逃避之所，还成为逃亡奴隶的汇集之地。因此这些方国的国君都要讨伐殷王纣。春秋时楚国芋尹（官名）无宇就指出：“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杜注，“人欲致死讨纣”）。”周就是利用这个矛盾，号召诸侯联合讨殷的。

2、新旧政争覆亡说

故自徐中舒先生以降，多主殷纣王对人方用兵，消耗国力太巨，遂予西方周人以可乘之机。1982年，王仲孚先生撰《殷商覆亡原因试释》一文认为，殷人原是个富于进取、重视维新的民族，一个富于维新的民族，当面对问题的时候，必定是勇于改革的。由于近代甲骨文字的研究与殷商地下史料的出土，知道殷商时代殷王祖甲曾实行过大规模的改革，因使殷代礼制分为新旧两派，譬如董作宾先生经研究后就写下《殷代礼制中的新旧两派》，由此而导致新旧两派政潮起伏的斗争。

从文献材料观察，殷末到了纣王时代，新旧党争激荡的现象十分明显。甲骨文证明纣王是新派，与其父帝乙经过武乙、文丁两王复古之后，又力行新法。他的昏聩，其实未尝不是其自负性格的表现。他的作风，如“沉酗于酒”、“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是在生活态度上与旧派不能相容，不重视祖先的祭祀，不肯事上帝，“昏弃厥肆祀弗答”，是在祭祀态度上与旧派不能相容，以致纣王采取严厉的手段比如“炮烙之法”来对付。

总之，殷商自祖甲改革以后，引发了新旧两派长期的内部斗争，至殷末越演越烈，乃不堪“小邦周”一击，导致“大邦殷”土崩瓦解。王仲孚同时认为，此一问题还可以从不同角度作深入的分析，例如思想信仰的转变、社会文化的变迁或崩解等，而提出更好的解释。

微子

最近，王仲孚又有《从〈尚书·微子〉篇看殷商覆亡的原因》一文，指出微子是殷商末年的贤臣，孔子称他与箕子、比干为殷末“三仁”，依据《吕氏春秋》和《史记》的记载，微子是纣王的“庶兄”，鉴于纣王“淫乱不止”、“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大师、少师”就是《尚书·微子》篇的“父师、少师”。

《尚书·微子》主要记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对话，从中显示出殷商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殷商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其中所述各种现象，如沉酗于酒，官吏贪污腐败，不重视祭祀，均属事实，其中“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两句，尤其表现出社会混乱的严重性，从而导致殷商王朝的覆亡。

武王灭商的原因

周之所以能够这样在牧野一举得胜，主要由于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西方诸侯的合作，武王选定了有利于克商的时机，制定了适当的战略步骤，周的军队的斗志昂扬，作战英勇。

随从武王统率军队到达牧野的，有一些联盟的国君，还有军官和将领：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见于《尚书·牧誓》。百夫长和千夫长是百夫之长和千夫之长。师氏是高于千夫长的将领，当是一师之长。司徒、司马、司空、亚旅，王鸣盛认为“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

牧野之战示意图

司马是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当然可以在军中有职掌。司徒原作司土，是掌管土地的官；司空原作司工，是掌管工程的官，他们为什么也在军中有职司呢？因为当时军队都是从“国人”的乡邑中征发编制而成，军队编制是和乡邑编制密切结合的，平时为乡邑掌管土地、工程的官，到战时，仍在军中有职掌。舀壶：“更（赓）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司土、司马、司工，合称为“参（三）有司”，也可通称为有司。

在前线直接指挥这场战役的最高将领，就是吕尚。他名望，字尚父；任太师之职。亦称师尚父、师望。太师是师氏之长,即最高统帅。《诗经•大雅•大明》记载有师尚父帮助武王在牧野战胜的事迹：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吕尚，姜姓。当时周和姜姓之族世代联姻，进攻牧野的三千虎贲中，想必有不少姜姓的勇敢善战的甲士。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很快取胜，吕尚及其所属姜姓的甲士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