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7年9月15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该报分管中国事务主管西蒙·丹耶尔（Simon Denyer）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者黄洁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器官移植专家迈克尔·米利斯的默默支持下，改革取得成功。文章还对“法轮功”及其代理人大卫、葛特曼等人的荒诞观点和证据进行了批驳，并引述实例说明中国已出现越来越多的器官志愿捐献者，他们把捐献器官当成生命的一种延续。

　　中美专家携手器官移植体系改革获赞

黄洁夫被视为是中国器官移植改革事业的开拓者（美联社照片）

　　《华盛顿邮报》说，中国器官移植体系一度招致国际指责和愤怒，但经过黄洁夫（原卫生部副部长）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器官移植专家迈克尔·米利斯（Michael Millis）的共同努力和改革，现在已经获得国际业界普遍认可。

　　《华盛顿邮报》说，黄洁夫和米利斯相识于一次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举办的会议上，两人共同关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经中华医学基金会同意，米利斯作为黄洁夫的主要顾问人员，两人开始合作，并采用渐进方式，从2006年起共同探索中国器官捐献体系改革。

　　在原来无计划、无监管的体系下，中国有600多家器官移植中心。2007年，这一数字削减为160家经过注册和批准的中心，当时也出台法规将买卖器官列为非法，并禁止外国人到中国接受中国人器官移植手术。

　　从2010年起，中国逐渐建立志愿捐献者登记制度，该制度目前满足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需求，而这种登记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突破性进展。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公众开始关注器官移植与捐献，而黄洁夫凭借其坚持不懈和获得官方支持的能力，也逐渐消除了中国医学专业界的质疑。

　　黄洁夫说，去年有4080名捐献者在死后捐献了器官，有2201名活体捐献者将器官捐给了自己的亲人。从总体上看，中国共进行了13238例器官移植手术，多数是肾脏移植和肝部移植，不过也有数百例心脏和肺部移植手术。黄洁夫说，上述移植所使用的器官没有一例是来自囚犯的。

　　他说：“我们（现有）的体系，是透明的和可溯源的。我们掌握每个器官的来源，也知道每个器官的归宿。”

　　利用完全现代的中国方式，捐赠者可通过网站链接（http://www.savelife.org.cn/）和使用广泛的阿里巴巴公司在线支付宝APP，签署协议。至今已有23万人签署了协议，计算机数据库将捐献者与相应潜在接受者进行匹配，一旦有合适器官出现，将通过短信提醒相关医生。

北京和平医院--在母亲与朱志军（音）医生讨论他的肝部移植手术时，五岁的天意（音）静静地坐在床上。他从2016年4月就开始等待做移植手术，天意所接受的肝部组织来自他父亲的合法捐献

　　《华盛顿邮报》说，海外著名移植专家们，包括那些曾经严厉的批评者，渐渐改变了他们的态度。澳大利亚著名医生、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主席杰里米·查普曼（Jeremy Chapman）过去曾严厉指责中国器官移植实践，而现在他说：“中国已经朝着正确方向，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活摘”谣言遭到国际著名企业和专家学者驳斥

　　针对美国政客、国会众议院议员伊利安娜·罗斯-莱赫蒂宁（Ileana Ros-Lehtinen，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声称中国迫害“法轮功”并强制摘取器官，《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指控的根据来自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原加拿大政客大卫·乔高和记者葛特曼等人所编纂的调查报告。大卫等人声称中国每年秘密进行了6万到10万宗器官移植手术，所使用的器官多数来自1999年起被镇压并秘密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

　　《华盛顿邮报》指出，“本报的调查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上述指控的说服力”：

　　移植病人为了存活下去，必须服用一种叫免疫抑制剂的药物，防止移植病人身体对所移植器官产生排斥反应。据美国保健信息公司昆泰公司（Quintiles IMS）提供给《华盛顿邮报》的、由该公司编纂的信息表明：中国所占全球免疫抑制剂需求量的份额，大致与中国所说的其所占世界器官移植手术量相符。

　　昆泰公司驻中国销售代表徐家鹏（音）说，该数据包括中国非专利药品使用情况。他说，如果说中国私下里经营了一种系统，其（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数据没有被搜集掌握，这是“难以想象的”。

　　批评者反驳说，中国也可能私下里服务于大量外国移植旅游者，这些人所使用的免疫抑制剂可能未出现在有关中国的数据中。不过，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

　　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项目主任Jose Nu?ez收集有全球器官移植信息。他说，与到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相比，或者与过去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游客量相比，2015年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游客人数“非常低”。

　　查普曼和米利斯认为，如果说中国的移植手术数倍于他国，例如数倍于每年24000例手术的美国，这是“根本不可信的”。

　　“法轮功”辩护律师称所谓“活摘”闻所未闻

　　《华盛顿邮报》说，曾经替“法轮功”辩护的律师们也反驳了“法轮功”人员器官遭到采摘这种指控。

　　梁晓军（音）律师说，他曾经为三、四百名“法轮功”修炼者做过民事案辩护，只听说有三、四个“法轮功”人员死于狱中。他说：“我从未听说过（狱中发生）从活着的犯人身上采摘器官这种事情。”

　　专家认为摘取“法轮功”人员的器官必定引发公众关注

　　针对大卫、葛特曼等人抛出的荒诞不经的“活摘”骇人数字，《华盛顿邮报》说，在中国尽管存在官方压制现象，但当亲属不见踪影后，其家人有权公开呼吁寻求公正的。专家们认为，如果每年有数十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被执行死刑，这种信息肯定会被泄露出来。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炒作所谓“活摘”话题起，“法轮功”及其代理人从未向公众提供任何一例有关“法轮功”人员的器官遭到“活摘”的实例。

　　境外各种势力的所谓“政治犯”数字打架

　　境外某些势力附合“法轮功”邪教组织谣言，炒作所谓的“政治犯”被“活摘”器官问题，但对中国到底有多少“政治犯”，这些势力也是各说各话。《华盛顿邮报》说，美国国会对华关系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和“法轮功”网站，各自对中国政治犯的数量进行了估计，数字从1397名到数万名不等。《华盛顿邮报》认为，即使取其最高值，也远远低于葛特曼等人所说的50万名到一百万名这样的数字。

　　中国志愿者胸怀大爱

　　《华盛顿邮报》说，北京医生们说，来自志愿者的器官正源源不断稳步提升。

在北京和平医院，医生们正从一名志愿捐献者身上合法移植肝脏器官（《华盛顿邮报》照片）

　　72岁的陆文（音）在农历除夕患上脑出血，医院为她采取了生命保障措施。陆文的丈夫赵洪希（音）毫不犹豫地同意将她的器官用于拯救他人生命。

　　“她（陆文）总是那样乐于助人，希望捐献（器官）。”赵洪希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休工程师，也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说：“如果（人死后）器官还有用，就应该用于帮助别人，这也是延长她生命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