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孩子到了出嫁的年龄，但无法给孩子找到合适的人家，我这心里别提有多懊悔，孩子之所以脑残都怨我这个当爸爸的。

　　1998年，那时我在成都市做生意，由于常年在外，生活没规律，我患上了胃溃疡，听起来是小病，但确实让我受了不少罪。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生意伙伴告诉我练练法轮功就好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就练起了法轮功。

　　由于生意比较忙，我练功的时间保证不了，间断地练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就不想练了。可当教我练功的老孙却说，那是由于我心不诚，又没坚持的结果，劝我要坚持，并且举了一些练功练好了病的例子。正好那时我去过几次医院，胃溃疡的治疗效果也不好，为了治病我就决心好好练练法轮功。就这样，从98年10月开始，我集中练了一段时间，觉得效果还不错，于是对法轮功有了特别的感情。其实现在想来，那是由于那段时间我不太顾及生意，生活相对有了规律，加上每天坚持锻炼的结果。但是，那时不这么想，就认为李洪志这个人不简单，很神奇，于是抱着一种崇拜和感恩的心理，我没有在放弃法轮功，而是越来越痴迷。

　　1999年初，我孩子6岁，刚上小学，平时她一直跟着妈妈在老家河南新乡上学。那年暑假她妈妈把她送到我身边，想让孩子多见见外面的世界，而且也能让孩子陪陪我，可就是那年我害了孩子。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觉得心里很不平。听当地的功友说我们必须去北京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一向很仗义的我没有犹豫就去了北京，孩子本来我想把她送回他妈妈身边，可由于时间比较紧，我就给了孩子一些钱，让孩子住在屋里，到附近的饭店吃饭。

　　由于孩子从来没有单独生活，她有些害怕，说是要跟着我去北京。我想带着她也好，沾点“大法”的灵气，就这样孩子2009年8月13日，跟我一起去了北京。在北京我和功友张明住在一起，孩子也就随我们。由于我们要去天安门“弘法”，带着她不方便，就把孩子放在了旅店，并提前给她买了很多好吃的，孩子看着眼前的零食，也就答应了。我和张明一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去了以后由于天安门戒备很严，我们预先准备的横幅一直没有拿出来，我们就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最后还是没有机会。没办法我们放到了天安门广场东边的胡同，算是完成了一项任务。等到我回到旅店，店老板告诉我孩子哭着要找我。我一看站在老板娘身边的孩子已经哭红眼睛，看到我孩子哭得更厉害，说她不舒服。我把孩子带回屋，一摸孩子居然发烧了。当时我脑子也闪现过一个念头，给孩子弄点药吃，但最终我还是没有给孩子拿药。

　　我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师父”有神通，不仅可以保护我，还可以保护我的家人，孩子是随我来“弘法”的，“师父”会保护孩子的。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我就给孩子买了点面条，而没有买药，可是孩子没有吃饭就睡着了。第二天起床，孩子的脸已经烧得红红的，我仍然没有带她去看医生，并且为了“弘法”，还带着孩子去了北京天安门附近。我们悄悄地把另外一些标语放在了居民的门口，等我们塞完那些标语传单已经是下午了，孩子一直不精神，我有时背着她，有时让她走一会儿。就这样拖着她折腾了几乎是一天，到了下午孩子说很不舒服。我没有理会，带孩子去了一家好点的饭店，要了几个菜，可孩子吃了几口就吐了。如果当时我马上带孩子去医院，孩子不可能有事，而我还是坚持没送孩子去医院也没给孩子吃降烧药。接下来的几天孩子呕吐不止，也一直烧着，当时我也有些担心，孩子会不会有事。但是转念一想，“师父”都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就坚持了没有孩子治疗。

　　第四天，我和孩子回到了成都，当时孩子就迷迷糊糊的，看起来很疲惫，但是我除了给孩子喝点水，仍然没有给孩子吃药。孩子自己说她想妈妈了，我给她妈打了电话，等她妈妈来到成都，孩子就只能躺在床上，而我却在一旁加紧“练功”。当我妻子来到我们身边，孩子的样子把她惊呆了，最后妻子逼我和她一起带孩子去了医院。经医生检查，孩子患的是脑炎，医生说孩子的病情很严重，需要马上治疗。可是，半个月后孩子还是昏迷，我这才知道惹了大祸。孩子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但最终也没治好，孩子说话不再流利了，行动也很迟钝，医生说是高烧引起的脑瘫。

　　后来我转化了，但孩子永远失去了健康，我无法原谅自己，更恨骗人的李洪志。我家的悲剧、孩子的厄运都是李洪志带来的。若是能见到李洪志我真想把这个骗子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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