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文红，家住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今年46岁,是市餐饮公司的工人，丈夫马福在鞍钢烧结厂当钳工。

　　1996年春季我患上了带状疱疹并留下了后遗症，疼痛难忍，我的身体吃不消，开始是失眠，后来又增加了头疼的毛病。马福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想尽办法帮我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使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人常说有病乱投医，无意中我听一位工友说：法轮功很神奇，不打针不吃药就能治好病。在他的鼓动下，我将信将疑地习练上了法轮功。刚开始我只是利用早晨的时间习练，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在上班的时候问他。在练功初期，由于心里暗示作用，感觉头痛发病的次数有所减少了，这使我对法轮功深信不疑。

　　可随着练功时间越来越长，我的头痛病不但没好，而且发起病来更历害，感觉头要炸开了似的，我甚至用过将头往墙上撞的方法来减轻痛苦。这时，功友们告诉我，头痛是因为我身上有“业力”，“师父”说“吃药是积攒业力，最终是彻底毁掉自己”。听了这话我将家里的药都倒掉了，认为头痛是“师父”在帮“消业”。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头痛的毛病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反而越来越重了，时常呕吐，有时还发低烧，有两次我疼得晕了过去。

　　正在我眼巴巴地期待着“圆满”早日降临，早日解除病痛之时，在1999年4月22日，我接到通知，所有法轮功学员务必在4月25日早晨到北京去“护法”。“师父”说“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矛盾。如果去“护法”，上小学的儿子就没人接送、没人照顾，还有可能丢了工作，但如果不去，就会失去“圆满”的机会。思前想后，最终“圆满”战胜了亲情和理智，我如期进京“护法”，参与了围攻中南海事件。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不仅没有放弃习练法轮功，反而公开为“师父”鸣冤叫屈，并按照“师父”的要求外出“护法”。

　　1999年7月底，我和几位功友一起进京去“护法”，到国务院信访局门前静坐，也正是这次静坐，我再次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已被接回了鞍山。回家后，单位领导和志愿者苦口婆心地劝说开导我，我不但没有半点悔过之意，反而更加执著地习练法轮功，并辞掉了工作，脱离了被“师父”李洪志说成“魔”的阵营。后来，我和丈夫将省吃俭用仅存的一点积蓄拿出来买电脑、打印机、纸张等，从网上下载“师父”的最新“指示”和“经文”，印成宣传单、小册子，走街串巷秘密散发。为了让更多的人习练法轮功，宣传所谓的“真、善、忍”，我也经常半夜三更走东窜西，不厌其烦地动员邻居、亲属、同事习练法轮功，并天真地认为这是“师父”在考验我。

　　2002年在电视插播事件中，马福参与了插播前设备调试工作，在插播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被依法予以刑事处罚，而这一年我也因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被依法拘留。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很着急，忙着赶去看我，在下楼的时候不慎摔倒了，腿部骨折。最后，是街坊邻居伸出了援助之手，将父亲送到了医院，才使他得到了及时救治。

　　面对父亲的骨折和我这么多年病痛的折磨，回想起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我不禁又悔又恨。“师父”说“一人修炼全家受益”，可换来的却是母亲无尽的担心和父亲的骨折，而我和丈夫为了增加功力求得“圆满”，把家里的钱都用在了宣传法轮功上，弄得现在一贫如洗，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只有靠父母接济。面对这一切，我才感到上了李洪志和法轮功的当！后来我到医院为我的头疼毛病做了彻底检查，一查才知道我得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只是神经性头痛。在医生的治疗下，现在我的头痛病基本好了。想想这些年自己愚昧的迷信法轮功，不但害了自己，害了家，还对社会造成了危害，真是不堪回首啊！

刘文红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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