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泽芳，女，现年63岁，退休教师，家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186号。丈夫李兴贤是单位退休职工，儿子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成功考上华南农业大学，现在广州一家港务公司工作。一家三口，均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其乐融融，生活无比幸福。

　　1995年11月的一天早晨，我到遂宁城区裕丰园广场锻炼身体时，一位姓邓的大姐劝我参加学练法轮功，她说：“练功好，不吃药不打针，强身健体，消业祛病，练上层次了，功德圆满，成仙成佛，全家受益……”当时，我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病，经常胸闷气紧，能找到不吃药的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我毫不犹豫，答应和邓大姐一起习练法轮功。从那天起，我就加入了练功的行列，由此深陷其中，险些不能自拔。

　　习练一段时间后，我尝到一些“甜头”，感觉气管炎病好些了，心情也舒畅。于是，我对法轮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越练越痴迷。按照“师父”指点，要想早日把病治好，长功快，必须认真读“经书”。1997年5月，我在遂宁城区买了一本《法轮大法义解》，一本《转法轮》，一张李洪志挂像，还有几张法轮功光碟，拿回家认真阅读和反复播放。我对“师父”非常虔诚，每天面对“师父”画像跪拜，天天坚持到广场练功。

　　随着练功的深入，我把全部心思放在“学法”、练功上，对家务事不闻不问，对正在读高三的儿子也不关心，把全部家务重担交给了丈夫。丈夫见我没日没夜打坐练功，身体越来越差，担心我把身体练垮了，多次劝我说“莫练功了，那是封建迷信活动，有病要去医院治疗，练功要适可而止，练功不吃药，可能治不好你的老病，还要弄出新病来”；儿子也劝我说“妈，不要练功了，我要考大学了，要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我叫他们父子不要劝，大法弟子是不能放弃练功的，你们不要干扰我“学法”。

　　1999年7月，国家正式取缔法轮功，丈夫担心我外出“弘法”，违反国家法律，请来燕山小学张校长，还有我的姐姐杨利华，弟弟杨明，好心开导帮助我，劝我放弃练功，照顾好孩子，做好家务。可我并不理会，当场表示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放弃,放弃练功,功力就要下掉,以往练功便等于白练了。”儿子听了，非常生气地说：妈您一天不放下练功，我就不回家，就当自己没有妈！由于我固执己见，结果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2003年12月，我练功非常刻苦，不注意休息，加上一直拒绝打针吃药，导致气管炎病加重，肺上咳嗽吐血，病倒床上，几天吃不下饭。丈夫见我病情加重，好心劝我莫练功了，送我到遂宁市中心医院打针输液，我根本不听劝，仍然很固执地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去医院治病，打针吃药是常人的事。我的气管炎病加重，是因为前世的‘业力’未消，练功还不到位，还要继续坚持修炼。”丈夫说我练成神经病了。

　　2005年5月，我练功更加投入，把自己的退休工资拿去打印了几十册法轮功资料，利用夜间偷偷地把宣传资料塞进校长办公室和社区居民家中，事后丈夫知道了，他训斥我，说我违反国家法律，迟早要受到法律制裁！可我根本不听他的劝告，急得丈夫要和我离婚，可我根本不在乎，告诉丈夫随时都可以离。丈夫因为顾及孩子没有离婚。不过他一气之下搬到广州港务公司去了，从此两人互不来往，长期分居。可我并不因为丈夫离去而伤感，反而很高兴，没有丈夫的干扰，自己可以专心致志练功了。

　　2009年9月2日，我打印了400多份法轮功标语，当晚秘密到遂宁城区船山休闲广场张贴，并向过路行人宣传，被社区志愿者发现，他们好心劝我以后不要外出搞非法宣传了，一家三口都有工资收入，应该好生安享天伦之乐，何必自找苦吃。丈夫和儿子、儿媳得知消息后，立即从广州赶回来看我，见面时，丈夫看到我练得面黄肌瘦，人不人，鬼不鬼，非常痛心。准儿媳妇劝我：“阿姨，以后莫练功了，和我们一起到广州享享福吧！”亲人和志愿者的肺腑良言，触动了我的心，深感自己愧对这个家……在志愿者和亲人的劝说下，我久冻的心结，终于被亲人的温暖溶化。我接受了医生的治疗，经过一个疗程精心医治，我的气管炎病明显好转，咳嗽吐血症状全没了，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也长胖了，精神也好了。

　　回首14年的练功经历，我虔诚修炼，吃尽苦头，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残酷的现实，和亲人志愿者的真诚帮助，我终于明白，只有放下“修炼”才是福。

杨泽芳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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