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夫妻老两口带着孙子或孙女，其乐融融的时候，就不禁让我想起曾经朝夕相处、恩恩爱爱的老伴，尤其是她离世前那最后一刻的眼神，永远是我挥抹不去的记忆，更是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我叫董文华，男，今年68岁，是徐水县史端乡营村人，老伴许晓丽，小我三岁。在农村，我们的家庭条件算中上等，我是史端乡政府退休职工，老伴勤劳能干，种着10多亩蔬菜大栅。我们两口子省吃俭用，供应两个孩子完成了大学学业，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成了家，村里人谁不羡慕我们家！可自从老伴迷上法轮功后，一切都变了。

　　1998年春节，我和老伴回她娘家康庄村，遇上她曾经的好友李红梅，听说我老伴患有高血压的毛病，就极力劝说我老伴和她一起修炼法轮功，说练了这功能祛病强身，有病不用吃药打针，各种病症都能治好，修成正果，功德‘圆满’成仙成佛，想要什么伸手即来，全家都要沾光……老伴想到自己患有高血压，就动了心，便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法轮功。从此，她每天坚持去几里路的康庄村参加集体“练功”“学法”，从不耽搁。

　　一段时间后，老伴自我感觉心情好些了，头也不晕了，她说是法轮功显灵了，可她并不明白身体一时好转的根本原因，是有规律的运动和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因此，她练功的信心大增，劲头更足，对“练功”能“祛病健体”深信不疑。于是，她把降压药停了，不再寻医问药，以“练功”替代了药物治疗。其实，据我观察，她“练功”后，还不如“练功”前的身体好，身体明显消瘦，她纯粹是自我感觉，让我很忧心。我多次劝她不要迷信于法轮功，以免上当受骗，她哪听得进去，依旧我行我素。每天坚持外出“练功”，回家后就看录像、听录音、打坐“练功”，整天沉迷于“学法”“练功”中。而家务事逐渐被她看做是“做不做不重要”的事情，全家人对她“练功”十分反感。

　　为表虔诚，老伴把“师父”的画像贴在家中堂屋墙上，像供奉祖先一样，天天都要烧香磕头。在农村，妇女们信鬼神、拜菩萨什么的，都是很正常的事，可我总认为老伴练的这功很邪，说什么练了后不用看医生吃药，就能治病，简直是一派胡言。而痴迷的老伴对家人的劝阻充耳不闻，还说：“我是大法弟子，要忠于师父，一心‘学法’练功，争取得到师父的真传。”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绝大多数人都不练了，唯独老伴怎么也想不通。反邪教志愿者对她耐心帮教，家人和亲朋好友做她的思想工作，她却固执己见。虽然不敢公开练，但她仍然在家悄悄练。

　　为了“上层次”，精修“大法”，老伴暗地频繁与其她功友联络，常常在夜间外出散发传单、光盘，张贴法轮功等资料。2002年3月份，她瞒着我将家里的积蓄一万多元钱去购买耗材和纸张，印刷宣传材料，我得知后非常生气，她却说：“我这是在做善事，积功德，全家都会受益的。”虽然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不需我们操劳，但那都是我们老两口积攒下来的养老钱啊！以前她都是视这些钱如性命，遇上再难的事也舍不得动的啊！如此执著的老伴，让我愁白了头发，我每次放下作为男人的尊严，苦苦哀求她时，她都冷酷地说：“修炼法轮功就是要放下‘名利情’……”听到她这些胡言乱语，我的心彻底碎了。

　　更令人伤心的是，老伴由于长期拒医拒药，从2003年10月开始，她时常感到心慌、胸闷，我和儿女们再三劝她去看医生，她却一直硬扛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打坐“练功”时经常冷汗淋漓、四肢发凉、面色苍白，老伴说这是“师父”在给她“消业”。2005年6月的一天，她很早起床“练功”，突然头晕心跳，倒在地上！我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把老伴送到县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心肌梗塞，病情危急，建议转院去市级医院救治。我和孩子们又赶紧把老伴转送到市中心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老伴的命得救了，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病情稍有好转的老伴就闹着要出院，无奈，只好请求医生给她开了些药。出院时医生严厉地和我说：“老伴由于长期血压偏高不按时服药，引起了心肌梗，以后要让病人按时服药，不要做剧烈活动。”

　　出院后，我时常对老伴说，如果不是医生抢救得快，早就没命了，多次提醒她心肌梗塞是大病，复发率高，劝她要相信医学，别再相信练功邪说。可固执的老伴不听忠告，依然打坐练功，拒绝服药，还把医院开的药全扔到了垃圾堆里，说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不会有事的。无论我和儿女们如何劝说都不听，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全家人都为她着急！

　　就这样，老伴的病一拖再拖，直到2006年10月的深夜，老伴在床上“打坐练功”，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当我扶她起来的时候，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睁大眼睛怔怔地看着我，没来得及医生抢救，她就紧闭双眼停止了呼吸。经医院鉴定，老伴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

　　事后我无数次地回忆老伴离世的那一刻，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嘴里想说什么却始终没说出来，眼眶里流出了一串泪花。她那最后的眼神，让我意识到她对自己“练功”的悔恨和遗憾，直到最后一刻她才明白是法轮功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那种留恋让人心痛，难以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