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潘冬梅，女，今年31岁，初中学历，是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农民。

　　1998年12月，经人介绍，我开始练习法轮功。最初练功的目的，只是为了祛病健身。后来随着身体的好转，对法轮功的笃信程度加深。很快，我相信自己得到了“法轮”，感觉小腹部位“法轮”不时在转，有时感到全身多处有“法轮”转，从而相信李洪志的“法身”时时附在我身上，帮助我修炼，监督我的思想言行。渐渐地，我相信了李洪志说的“你想什么我的法身都知道”，我相信了李洪志是宇宙最高的“佛”，是来“度人”的，可以“度”我成仙成佛。

　　李洪志说：“放不下情，你就修不成。”母亲患有糖尿病，练功前都是由我给她抓药，饮食起居都是我照顾。练功后，我认为不能再为母亲抓药了，因为李洪志说了，有病就是“消业”。我怕母亲连累我不能“圆满”，开始对她不管不顾，后来母亲因糖尿病加重双目失明，整日除了以泪洗面，就是仰天长叹。我跟丈夫结婚近十年，没练功之前，我们每天都会在一起聊天、做家务、外出散步，但练功后，我变得十分冷漠。对于丈夫的苦苦规劝，我总是横眉冷对。我无情的言行伤透了丈夫的心，他开始抽烟酗酒，身体渐渐消瘦，对我也逐渐心灰意冷。有一次，他喝醉后大哭着对我说：“求求你别再练那个功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看到丈夫这个样子我也有些心软，然而当想到李洪志关于“放下情、放下执着、过好情关”等这些说法，想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想：我修好，也是为了家人好啊。于是我把心一横，对他的劝说毫不理会，仍专心于我的修炼。我认为自己“圆满”上天国了，就能补偿他们，所以修炼一直很精进，希望能快点“上层次”，早日“圆满”。母亲和丈夫为我担惊受怕，牵肠挂肚，为我承受了多少的痛苦，流了多少的眼泪，我全然不放在心上。一个好好的家，就这样变得冷冷清清，失去了幸福和欢笑。

　　1999年7月22日，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我当时认为这就等于断了我“圆满”的后路，对此我一百个不理解，仍在家里偷偷练功。在此期间，李洪志多次发表“经文”鼓动我们这些弟子走出来“护法”。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弘法”，自制了10多条条幅，用氢气球放出。放气球的时候心里也很害怕，但为了能“圆满”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过后听别人说春节体育中心的气球挂有法轮功的条幅，我心里暗暗得意，认为那是我放的，是师父李洪志的“法身”在保护我，所以行为更大胆起来。我又制作了许多小条幅，每天夜里或者凌晨到公交车站、公路旁等地方悬挂，直到2004年9月18日，我在袂花镇肉菜市场旁挂小条幅时被巡逻民警当场抓获。当时我认为有“师父”保护我，谁也“动”不了我，所以不仅不听劝阻，反而不停大喊“师父救我”。民警将我带到派出所，所长和民警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我当时一方面认为这是我自己的“难”，是我该过的“关”，是对我的考验，一方面又心存侥幸地觉得“师父”不会不管我，所以根本听不进任何规劝。

　　得知我被抓的消息，丈夫来到拘留所，对我说：“这就是练法轮功给你的‘福报’吗？！你连自己的妈都不要了，这就是你要的‘圆满’吗？！”丈夫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难道我真的错了吗？我练法轮功不是为了家庭和亲人好吗？怎么却会是这种结果？

　　就在我彷徨不安的时候，民警和反邪教志愿者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除了帮我照顾母亲，还劝说丈夫要开导我不要对我失望。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在住院的母亲身体有了好转。丈夫也表示不会放弃我，希望我能尽快回心转意。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什么时候走到了这一步？这不是我练功的初衷!之前，我整天抱着《转法轮》一遍又一遍地读，起早贪黑的练功，《转法轮》在我脑子里转了有近两百遍了。为了练功，我抛弃了家庭和亲情；为了“正法”我苦思冥想，煞费心机，我做了什么，李洪志的“法身”真的知道吗？李洪志的“法身”真的保护得了我，保护得了我的家人吗？我被抓时大喊“师父救我！”可还是被带走。我的母亲躺在医院里，他给“安排”什么了？他还在美国呆得好好的，天没塌地没陷，一切如故。他不是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吗？

　　我又想李洪志暗示“圆满”的那些话：“放得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蜕去人的壳”、“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都是诱导大家往“死”里修，我感到自己正站在死亡线上。能不能修成还是未知数，先把命搭上，能不能把亲人“度走”都不能确定，先把亲人扔了，不是太愚昧了吗？为了虚幻的所谓“圆满”，将家庭、亲情、友情付诸东流……这就是我想要的吗？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的思维渐渐理性，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摆脱了李洪志歪理邪说的精神控制。

　　如今，我找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亲情和幸福，在家务农，淳朴的生活，一家人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