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春望，曾经的法轮功习练者。又临近4月25日，碰到一熟人朋友，问我：“法轮功到现在还在讲1999年4月25日事件是自发的，你说说看，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番话，勾起我的回忆，于是我给朋友讲了这样一段经历。

　　1999年4月25日，发生了法轮功人员围攻中南海的事件。很快这件事就以“经文”的形式，像新闻报道一样传到我们“学法”小组了。内容很详细，还有光碟。解说词中说明了法轮功弟子这样做的原因、这次活动的时间，还有就是讲政府如何迫害弟子，主要意图则是鼓动更多的弟子到北京去。之后，我们在小组“学法”的时候，就总会一起讨论这件事。当时有的人说，这样围攻不好；有的人说：应该捍卫“大法”，牺牲自己。前者会受到批评，后者会受到钦佩。由于我们这片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主要组织者本人也没有下定决心，就始终没有集体上京行动。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小组的活动就少了，大家也聚不到一起来了。我们这个组还有个负责人，我们叫他陈师傅。他后来就经常打电话找我，不断地说，法轮功弟子上京“护法”如何受“酷刑”，我们要去声援他们等等。那时候，我被谎言蒙蔽，很仇恨政府。但又很矛盾，一方面出于对政府的仇恨，对“受酷刑”的同修的同情，希望这“迫害”是真的，这就说明我们是对的，“护法”有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这是真的。因为，想着如果陈师傅鼓动我必须去“护法”，我不得不去但内心深处是害怕有“酷刑”的（其实后来我到北京后的遭遇，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已经在凯风网《蝶变》中有所谈及》，说明在法轮功控制中的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传言是否真实。一天，陈师傅又打电话来，严厉地质问我：“现在‘大法’有难，大家都出去‘护法’，你怎么还赖在家里？”我问：“还有谁去‘护法’？”他就说出我们这片里的几个太婆。我一听，觉得连太婆们都这么勇敢，我一个青年人还这么畏首畏尾太不应该了。再加上陈师傅的逼问：你什么时候“走出去”？我当时就说，“那你什么时候去我就跟着去”。他说，“最近去，我们分头走”。后来，等到我准备好了，问过出发时间后，他说：“人各有各的使命，不要攀比。我在武汉还有更重要的‘护法’工作做，而你必须上京‘护法’”。然后督促我，说“心性到位了，就得出去‘护法’。”

　　时间转眼到了2000年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进京“护法”了。上京后，被先到北京的同修们接到离城区不远的租住屋中（具体方位我并不熟悉）。一切都是有人接待、有人安排的。2001年，我和妯娌（顽固的痴迷者）再次进京“护法”的时候，也是被派来的人接到了北京房山县大法弟子聚集地。在这里，房子也是当地大法弟子出资租的。我们每天外出活动并不是一盘散沙的独自行动，有人带着我们一同行动。

　　应该说，“4·25”也好，各地的“弟子”闹事聚集也好，绝对不是没有人组织的。只是我们这些被组织者，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被人组织去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自己的“心性”、“层次”不够，没有听“师父”的、是对“大法”不敬。谁愿意落得这样而被同修瞧不起？李洪志与法轮功组织者正是利用了“弟子”们的这种心态，在对弟子们强制洗脑后，让他们只有唯李洪志马首是瞻、没有了自己的思想，眼里除了“师父”就是法轮功，哪里还有法律？并且陶醉于“护法”是“心性”提高的自我暗示中而沾沾自喜。现在那些没有转化的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可见，李洪志及法轮功对人的精神控制才是最恶毒的。只有解除了法轮功的枷锁，我们才会做回自己的主人，不会成为法轮功的玩偶。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