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志要求弟子“难忍能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忍”换“德”消“业”。他在《转法轮·大根器之人》中要求弟子学习默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做“有大忍之心”的“大根器之人”。法轮功也自吹自己是天底下最“能忍甘受”的修炼团体。然而，事实告诉人们，早在被取缔之前，法轮功分子严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他们先后围攻了光明日报、北京电视台、辽宁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福州日报、厦门日报、齐鲁晚报、合肥晚报、重庆日报、成都商报、沧州日报、青少年科技搏览杂志、钱江晚报数十家播发、刊载揭露法轮功危害的文章和报道的新闻单位，还在中南海组织万人集会，变相围攻。在围攻重庆日报社时，法轮功甚至狂妄地发出“警告”：如果不道歉，将集体发功，使洪水像当年水漫金山寺那样淹没报社，使地球提前毁灭。其所作所为，不见丝毫隐忍之心，有的只是蛮横暴戾。法轮功被迫转移境外后，与西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疯狂泼污政府，诋毁国家形象，坏事干绝。至于李洪志本人，一边高唱“忍”字经，一边咬牙切齿地声称要彻底铲除“邪恶”，其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然而，也不是说法轮功没有“忍”的时候，只不过他们的“忍”是有选择性的，正所谓“度时而忍，审势而忍”。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也有“能忍”时。
李洪志的“忍”总表现在对形势判断不明或形势不利时
例如，中国政府刚刚取缔法轮功之时，李洪志公开发文表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政府。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我们不能把人当成敌人。”（《我的一点声明》1999年7月22日）可言犹在耳，没过多久他就发表《窒息邪恶》（2000年10月22日）、《忍无可忍》（2001年1月1日）等，叫嚣“如果邪恶已经到了无可救无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再后来，就在各种法会、场合口出狂言，大放厥词，用恶毒、野蛮的语言攻击中国政府及相关个人，直至提出“解体中共”这样露骨的政治口号。将“忍”字抛到了爪哇国。回过头来看他在《我的一点声明》中之所以隐忍一时，只不过是因为突然间遭到当头一闷棍，一时辨不清方向，判不明形势，加之在西方社会尚扎根未稳，只好“韬光养晦”，“在山中静观世间”，为自己预留退路。其能“忍”的背后是千种猥怯和万般无奈。
后来，李洪志在境外大肆反华反共，尤其是利用邪教媒体恶毒攻击中国，遭到了有力的回击。李洪志的累累罪行被一一揭露，其歪理邪说被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反邪教媒体批驳得体无完肤，李洪志理屈气短，只好装傻充愣、装聋作哑。但“主佛”惯于自欺欺人，声称自己对这些揭露和批驳“根本就不听也不看”。他在弟子面前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白：“那些网站我从来都没看过，相信不相信？我知道它们会骂我，但是骂的什么我不想知道。当然学员也出不了口，也没人跟我学，我看它那些干啥？这些动摇不了我。我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我知道这件事的开始和最后是什么样，就足矣了！那中间的过程啊，什么样千变万化我根本就不理睬。”（《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2007年4月7日于曼哈顿）说什么不理睬，实际上不知偷看默记过多少遍了，如此遮掩伪饰无非是心虚胆怯。邪必惧正，李洪志采取鸵鸟政策，正说明他根本不敢面对正义力量的严厉声讨，只好一“忍”了之，正所谓“丢相不如识相”。
法轮功组织的“忍”总是表现在遭到痛击或惨败时
法轮功转移境外后，得依靠反华势力才能生存，因此就必须在向主子讨赏的同时积极表现自己。这就是李洪志所说的“采取主动清除魔而不是纵容和消极承受”（《精进要旨二》）。于是，法轮功反“忍”为“暴”，四处寻衅滋事，如同恶犬狂吠。但当其遭到迎头痛击时，立马龟缩隐忍。
当法轮功的恶诉遭到失败时，他们就“能忍”了。
比如，法轮功恶诉“欧卫”一事。2008年6月16日和17日夜间，欧卫W5卫星发生故障，卫星上太阳能电池板的问题导致24个转发器被迫关闭，其中包括新唐人节目所在的转发器。新唐人称不能忍受欧卫对其进行所谓的歧视性关闭（由于该台的报道与中国官方观点相悖）而对后者提起指控。2009年11月17日，法国巴黎商业法庭驳回新唐人电视台对法国的欧洲通讯卫星公司（Eutelsat Communications，简称欧卫）的指控。此后，法轮功媒体对此哑口噤声，不得不把这口“冤气”忍了下去。
再比如，印尼正式终止法轮功广播电台运营一事。2008年10月，由于违背国家通信信息技术部的一些广播条例，印尼通信信息技术部拒绝授予位于巴旦岛的法轮功EraBaru广播电台许可证，从而终止其运营。对此，法轮功以“中国领馆压力”为由，于2009年3月对印尼通信信息技术部提起诉讼。同年4月，印尼国家行政法院因其缺乏证据驳回法轮功的控诉。法轮功这下子彻底蔫了，只能忍下这口气。
最典型的是法轮功在与周锦兴的7年较量中败下阵来后被迫选择噤声。2001年11月3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的《华侨时报》因在广告信息版中刊登了原法轮功练习者何兵幡然悔悟的文章，遭到法轮功的大肆围攻。此后，当地法轮功组织纠合徒众232人，以“诽谤罪”联名将《华侨时报》社长周锦兴告上魁北克省高等法院，每人要求他赔偿10万加元，合计2320万加元。用周锦兴的话说：“他们的目的多么狠毒，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就是想杜绝所有反对声音！”2008年12月，加拿大联邦法院驳回法轮功第三次上诉。至此，法轮功起诉加拿大《华侨时报》社长周锦兴的官司，耗时7年终有结果。一开始，法轮功无法面对这样的惨败，居然在自己的宣传工具上声称他们赢了这场官司，企图隐瞒真相、混淆视听。周锦兴穷追不舍，终于以凛然正气将对方的嚣张气焰扑灭了。法轮功媒体从此再也不提“周锦兴”和《华侨时报》，对这场“一个人的反邪战争”讳莫如深。如此惨败，如此丢脸，不“忍”又能如何？好戏还在后头。2009年初，周锦兴所著的详细披露上述斗争经过的《亮战》一书正式出版。《亮战》全书近5万字，分八章。章名除了“诉讼的缘起”、“开庭辩论纪”外，还有“法轮功的危害”、“李洪志的丑陋和定位”等。《华侨时报》在其网站发表了《亮战》电子版。对此书，法轮功所有喉舌未作一字之评，甚至连书名也不敢提起，真有“大忍之度”啊。
当法轮功的谣言被真相击碎时，他们就“能忍”了
谁都知道，离开造谣撒谎，法轮功几乎一天也维持不了。于是，法轮功在其洋主子的支持下，制造了大量的造谣工具——明慧网、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等宣传机器，日复一日，连篇累牍，用谎言惑众，用脏话诬蔑人。对于敢于揭露其真相的个人、媒体、组织、甚至外国政府，都采取无赖流氓战术，围攻、声讨、恶诉、威胁、诅咒，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一旦谎言被戳穿、谣言被识破、预言遭破产，则如同刚刚绷张浑身利刺伤害他人的刺猬受到致命一击似的，立马将“钢刺”敛缩起来。
“张凯臣事件”是最近的典型事例。东北的一个败类张凯臣抛妻弃子去美国投靠邪教，法轮功如同注射了毒品一样高度兴奋起来，各大媒体胡吹狂炒，似乎真有个什么宣传部高官“退党从轮”、叛正归邪了。凯风网立即予以迎头痛击，先后发表《李洪志的人类化倾向》（2010-01-09）、《且看法轮功抓住的又一根“救命稻草”》（2010-01-09）、《“张凯臣事件”是一个水平低劣的闹剧》（2010-01-09）、《卓长仁出逃与张凯臣退党》（2010-01-10）、《法轮功恶炒官员退党丑态频现》（2010-01-10）、《从张凯臣看法轮功的所作所为》（2010-01-11）、《法轮功炒作张凯臣事件的图谋》（2010-01-12）、《张凯臣与“变色龙”》（2010-01-12）等征讨檄文，剥下了张凯臣的身份画皮，暴露了法轮功的邪性丑态，戳穿了邪教组织的阴谋诡计。对上述诸文法轮功根本不敢正面应对，只能蒙头掩耳地装孙子，任凭反邪教人士指戳和痛斥。这下子可真是“难忍能忍”了。
“魏星艳事件”是较远的典型事例。2003年5、6月间，明慧网上借所谓“魏星艳遭迫害事件”进行热炒，炮火之猛烈、言辞之毒辣令人发指。谣言称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在读的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星艳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关押在沙坪坝区看守所。魏星艳被几名女犯人脱光衣服，后被一名看守所警察强奸。魏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却被警察强行灌食，致使食管被插破，于是被送往西南医院抢救。如此弥天大谎没过多久就宣告破产了，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虚假信息的编造者。2004年2月1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魏星艳事件”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有关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再后来，为肃清恶劣影响，主持正义的媒体特别凯风网对此进行不懈的揭露和反击，尤其是重要的当事人在正义的感召和良知的驱动下痛悔深悟，反戈一击，站出来揭示真相，使法轮功丑态毕露。这反映在卢正奇的《我编造了“魏星艳事件”》（凯风网2009-08-14）和黎坚的《我参与捏造了“魏星艳事件”》（凯风网2009-09-10）之中。两篇文章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世人讲述了当年编谎造假的详细过程，令法轮功大丢其丑。现如今，打开法轮功网站，再也看不到“魏星艳”三字了。法轮功总要闹腾到自己下不来台，这才知道收敛“猬刺”，显示“大忍”之度。你看，如今的法轮功多么乖巧啊，在“魏星艳事件”上集体失语，任凭反邪教人士厉责痛骂，也不吭一声，确有“大忍之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