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邹凤鹃，今年71岁，是宝山区罗泾镇一名土生土长的农妇，丈夫因病早逝，我因此一直郁郁寡欢，觉得自己命不好。1997年初，我听人介绍说习练法轮功能强身健体，而且能为全家人带来福份，就开始练了起来，希望“师父”的“法身”能替我“消业”。那段时间，正好有两次因感冒发烧等感到不适，并没有如以往那样上医院。过了几天，病好了，这使我真相信了“只练功不吃药身体就能好”。从此，我对练功就愈加痴迷了。

　　为了精进，我全身心地练功，除了功友，很少与人交流，性格越来越孤僻，与周围人越来越疏远。

　　1999年7月，政府取缔法轮功活动，我不能上练功点了，就每天在家练功，而且时间越来越多。我儿子、儿媳是中学老师，对我都很孝顺，希望我能与他们同住，但我为了练功方便，更免得他们对我练功唠叨，坚决不肯去，弄得他们还满肚子意见。

　　这样到了2008年。4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买菜回家刚想开门，旁边突然闪出两个人影，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以前一起“练功”的周仲大姐和她女儿。原来，周大姐的女儿患了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周大姐的丈夫坚持要送她上医院治疗，周大姐和她女儿则坚决不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亲戚们知道后也纷纷前去劝说周大姐和她女儿，已经好几次闹得不欢而散了。周大姐丈夫已经下决心准备第二天强行将女儿送到医院治疗。为了躲避，她们母女偷偷离家出走，希望我能留她们住段时间。当时我想：“我们练功之人怎么可以上医院？那非但会前功尽弃，还会遭到报应。“师父”说过，生病是“业力”造成的，只要勤于练功，就能“消业”，病自然也就会好了。现在周家母女因为要练功“消业”遇到了困难，我应该帮她们，而且三个人一起练功，对提高层次更有利。于是，我就安排她们住我家楼上，每天我们三人一起练功。为了避人耳目，她们从不下楼，我还把家里的窗帘全部拉上，有人来时，我只把院子的门开一条缝，有什么事说完后就赶快关上，即便是儿子、儿媳要来看我，或者让我去他们那里住，我也编各种借口搪塞过去。

　　现实却并非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周家女儿的病情非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视力急剧减退，下肢出现了溃烂。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所致，而觉得是“业力”太多，练功不够精进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更延长了练功时间，每天达到十几个小时。可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除了周家女儿之外，我和周大姐两人从下肢开始，也出现了红肿溃烂，瘙痒难忍。到8月初，已经相继发展到了双手、胸口和背部，我们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心情烦躁，人没有精神，还瘦了不少。这样的情况一直到8月下旬，几个月未见的儿子、儿媳来看我时，见到我以及周家母女的样子后大吃一惊，不顾我的反对，马上找来了村卫生室的医生。医生一问情况，就确认这是周家女儿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免疫力低下，导致皮肤真菌感染，再由于我们经常接触而相互传染。并说：周家女儿的病已经很严重，有性命之虞，而我和周大姐如果长期不治疗，也将对健康形成很大影响。儿子又找来了几个月来到处寻人的周大姐的丈夫和亲戚。他们不由分说，将周家母女拉了回去。后来我听说，周家女儿因耽误了治疗，并发肾病，医治无效，于一年后去世。而我，由于儿子、儿媳的苦苦哀求，尤其是周家母女的经历对我有了很大的触动，我最终决定去医院进行诊治，保住了一条命。

　　现在，我已经在事实面前，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从法轮功的魔爪下脱离了出来。回想当初，自己原来觉得“练功上层次，‘学法’‘护法’是精进，收留功友是救人”，而实际上，修炼使我远离了社会和周边人群，留住“功友”非但救不了人反而害了人，还使自己也饱受病患折磨，真是误人又害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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