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淑梅，黑龙江省佳木斯人，今年67岁，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虽然收入不高，但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在我精心照料下，打理得井井有条，小日子过得幸福而又温馨。

　　1998年夏的一个星期天，丈夫因公出差，我带着女儿上街闲玩。在路边的一片空地处，看见有一群正在练气功的人。路过时，有位中年妇女招呼我一起练。听她介绍说这是法轮功，练这法轮功，只要加入，坚持修炼，不需吃药打针，“师父”的“法身”就会帮助“消业”祛病，如果练好了，还能不断“上层次”、“开天目”，直到“圆满”。她的一番话说得我动心了，既然练功不需求医就能治病，又能为家里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的好事，我当然也想试试。我当时告诉她们，我在求学期间，由于学业繁重，压力大，休息不好，得了偏头痛的毛病，吃了不少药，也没彻底根除，时好时坏。她们说法轮功就能治好我的病，劝我一起练功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书。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走进法轮功。

　　我下班没什么事的时候，就拿出那本《转法轮》看看，被书中讲的“消业”、“圆满”、“真善忍”和“成仙成佛”等内容所吸引，感觉找到了一本旷世奇书。我由开始的只是看看书逐渐变成练功、打坐、会功友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感觉自己的偏头疼病有所好转，认为是法轮功的功能，更加卖力的练功。

　　1998年秋的一个晚上，我去练功点练功，突然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眼看要下大雨了，我们都没带什么雨具。我们匆忙回到家，雨才开始下。过后，其中的一个功友说是“师父”的“法身”在时刻保护着我们，练功期间不会让我们淋雨。就因这次偶然的事情，使我相信“师父”就是无所不能的“神”，是“主佛”，跟定“师父”一定会“成仙成佛”、“圆满”的。一次，我半夜回家，女儿高烧不退，丈夫急得直跺脚，我却不以为然的说：“这是在还‘业力债’，打针吃药不但不管用，反而会加重‘业力’。”无耐之下，丈夫只好自己抱着孩子上了医院。经诊断为腥红热，大夫说如果再晚来，孩子就没命了。可我不这么认为，觉得一定是“师父”的“法身”保护了孩子，与医生的治疗无关。

　　从此以后，我就基本上不着家了。丈夫每天干活回来拖着疲惫的身子，看着杂乱的屋子，凉凉的炕，脏兮兮的孩子和深夜归来的我，先是一次次的说劝，继而是一次次的争吵与愤怒，而我却无动于衷，依然我行我素。丈夫悲愤致极，哭喊着：“淑梅啊，你这练的叫什么功呀，把人练得人不人、鬼不鬼，女人不像女人，家不像个家，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他哪里知道，在李洪志歪理邪说的精神控制下，我已一步步滑向邪教的深渊不能自拔。百般劝说都毫无作用，无奈之下心灰意冷的丈夫于1999年1月含泪离开了这个曾经温馨的家。

　　然而，丈夫的离去并未引起我的警醒。按照李洪志的说教：“修炼就得在这魔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暗自庆幸，是“师父”为我搬走了“圆满”路上的绊脚石，我又向着“圆满”之途迈出了“精进”的一步，跨越了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十分不理解。在“师父”“走出去”“讲真相”的蛊惑下，我加入了“进京”“弘法”、“护法”的行列。我还经常让功友来家里偷偷练功，我家成了个秘密联络点。我买了很多绸布，笔墨纸张等用品，制作法轮功反动宣传品。天黑后，我和功友去悬挂、张贴和涂写反动宣传品。为此，我不仅花掉所有积蓄，甚至连房子都卖了，资助“护法”，对“师父”的话更是言听计从、忠心不二。虽然多年的积蓄没了，但我还有工资，可每月的工资还是都让我投入到“弘法”、“护法”上，工资发下来很快就被我折腾的一干二净。吃饭只能啃个馒头，喝点水，有时候一天三顿饭变成了一顿，口渴时因为没钱买煤烧水，就喝口凉水。冬天天冷水凉，有时候就忍着不喝水，过后就不渴了，一心就是想着练功，啥都不管不顾了。

　　2003年冬，虽然我拼命练功，可偏头痛的毛病却越来越重，后来几乎不能坐着练功，只能躺着。而且咳嗽的厉害，眼睛模糊，我发现自己的眼前越来越白，好像要“开天目”了，最后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头疼的厉害。经检查，我得了重感冒、脑膜炎、胃炎、营养不良等多种疾病。幸亏我妹妹来看我时，发现我昏迷在床上，把我送进了医院，经医生抢救才苏醒过来。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因耽误了最佳治疗期，我差一点失语，最终落下吐字不清，腿脚走路不灵便的后遗症。我躺在病床上，反复回想自己的练功经历，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我这么多年虔诚地坚持修炼，如痴如醉地相信练功能够“消业”祛病，可李洪志的“法身”并没有保护我，还差点要了我的性命，在最关键时刻，是先进的医术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给了我重新生存的机会。

　　事实面前，使我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彻底醒悟过来。现在想想，6年时间的练功“消业”经历真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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