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孔德珍，女，1953年2月18日出生，小学文化，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民主二村24栋，重庆建设厂退休工人。

　　我有一个幸福、健康、稳定的家庭，爱人是建设厂的一名技术骨干，儿子聪明上进，但这一切却险些因接触法轮功而遭到破坏。

　　1995年3月，我在建设医院旁的小公园里散步，看见有人聚在一起练气功，心里觉得很好奇，就走过去搭讪。经过了解后得知，这种气功名叫法轮功，一共有五套功法，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十分简单，易学好记。我还听她们介绍说，练这种气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达到一定“层次”后往“高层次”上“带人”，“一人练功，全家受益”。

　　我有些心动了，就主动把联系电话告诉了热心的大姐张岚芝，希望能够加入了她们的练功队伍。张大姐态度非常热情，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约我每天朝五晚六按时到小公园里跟她们一起练功，还送了我一本《转法轮》。

　　为了能跟上她们的“进度”，我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读、背、抄《转法轮》，记忆五套功法，把“学法”看书作为每天的必修课。越练越着迷，越着迷越勤奋，每天通读《转法轮》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一门心思全在“成仙成佛”逃离地球，摆脱痛苦“圆满飞升”到达“天国”“永远美好”上。

　　为了挤出时间多“学法”，我渐渐地疏忽了对家庭的照顾，买菜做饭也不像从前那么上心了，什么菜简单就做什么菜吃，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用在了看书、打坐和练功上。“师父”说过：“‘圆满’的早迟取决于学法时间的长短和读《转法轮》的次数。”爱人有时候对我发牢骚，说我自从练了法轮功后对他很冷淡，对儿子的关心也少了，要求我换一种气功练。但我根本听不进去他的劝告，因为“师父”总在我的脑子里说：“我们讲修炼要专一，你不管怎么去修，都不能够掺杂进去其它的东西乱修……修炼是个严肃的问题，一定要专一。”（《转法轮》）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始终认为，这肯定是国家搞错了，总有一天会为法轮功平反的。但政府的禁练政策摆在那里，明的练看来是不行了，于是我和功友们商量，决定统一转入地下进行秘密修炼。

　　2000年12月13日，我和张大姐在“师父”要求我们必须“走出来”，“到北京证实法”，“向人民讲真相”（《严肃的教诲》）的感召下，怀藏“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抱着“圆满”的美好心愿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回家之后，爱人和儿子都好言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但我认为这主要还是自己“学法”不精的原因，否则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们的“行动”怎么会失败。所以，我得抓紧时间继续“学法”、“精进”。

　　2002年4月，我再次抛下丈夫和儿子，与几个功友外出去“弘法”。在外漂泊的这段时间里，发生在身边的点点滴滴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功友陈忠彬为了练功、“弘法”，花费掉了全部积蓄，还关闭了经营多年的餐馆；功友江燕为了自己的“圆满”，狠心与丈夫离婚后，还把不满两岁的孩子丢给了自己农村的老母亲照顾，完全抛弃了人心、情感。

　　联想到自己，我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了练功、“学法”、“求圆满”，为了“走出去”、“讲真相”，我不顾亲人反对和劝阻，抛家弃子。扪心自问，我这究竟是为了啥子？

　　但是，我所有的想法还是在李洪志“圆满”、“上层次”的歪理邪说面前，在“背叛‘师父’要形神全灭”的毒咒面前动摇了。不管回家的诱惑有多大，不管在外漂泊的生活多么艰辛，对待“弘法”我宁愿付出所有。

　　2003年初，由于常年饮食无规律，加之天天为“弘法”奔波劳累，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风湿性关节炎也越来越严重，双膝和脚踝有时痛得走路都很困难，但我还是咬牙挺着，期盼着“正法”快点结束，早日“真相大显”。

　　2003年4月，我实在厌倦了成天东躲西藏的生活，忍不住回到了家。面对丈夫和儿子我愧疚万分，自己也因严重的关节炎而备受折磨。回首在外漂泊“弘法”的蹉跎岁月，想想自己近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我真是悔不当初呀！我从灵魂深处彻底认清了李洪志是人不是神这一事实，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我决心与法轮功决裂。

　　现在的我，已经皈依了佛门，定期参加华岩寺庙佛教公益服务工作，生活平淡而幸福。想起因习练法轮功耽误的宝贵时光，我非常后悔。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