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红，今年52岁，家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经山街。回想起十几年前误练法轮功，陷入李洪志编造的“练功治病”陷阱，误入歧途，鼓动四个功友“集体发功”，企图为功友张玉琴治病救命的闹剧，真是愚蠢之极，荒唐可笑，直到现在我们几个人还很后悔，无颜面对她的家人。

　　1993年，单位合并精简，我买断工龄下岗在家。丈夫有工作，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我没有再出去工作，当起了家庭主妇。

　　1995年2月，大我15岁病退在家的邻居张玉琴向我介绍说：练习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练功“圆满”后还可以给别人治病。她还列举了《转法轮》书里讲的例子。其实，当时我的身体没什么大病，只是在张玉琴的鼓动下，抱着“好奇”和“祛病强身”的心理，跟着她们学起了法轮功，特别乐意在集体练功活动中寻求精神寄托和交往的满足。

　　由于我家庭负担少，时间充裕，参加集体练功和自学的时候多，对《转法轮》上讲的那一套，对李洪志在各地的“讲法”说的头头是道。张玉琴等几个功友都高看我一眼，经常三五成群地跑到我家交流练功心得，跟着我“精进”。

　　在这种自以为“优越”的环境下，我倍受鼓舞，对练功“学法”、“上层次”、“求圆满”等等那一套东西更加痴迷，全然不顾丈夫的反对，家人的劝阻，彻底放弃了一个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按照李洪志的说法，是放下了“名利情”、去掉了“常人”的“执著心”。

　　到了1997年，在功友圈里，好像我的“功力”“精进”到了“摸顶消灾”的“层次”，找我学“功”的，求“法”的越来越多，似乎我无所不能，就要“圆满”了。

　　1997年9月24日这一天，秋高气爽。功友周萍、王美霞、窦晓红三个人一起来到我家，焦急地对我说，张玉琴练了几年功，坚持不上医院，为“消业”不吃药打针，肺结核病还是没好，现在更严重了，躺在家里不能动了。她丈夫非要送她去医院，她死活不去，你看咋办？

　　我当时一听就急了，她没有治好病，是她的“业力”没消，“层次”没到，现在有“师父”保佑，凭我们几个人的“功力”，集体“发功”帮她治病，肯定会治好。

　　我的自信也鼓舞了她们三个人。当日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四个人拿着李洪志的“法像”和金黄色的“莲花”法垫，满怀信心地来到了张玉琴家。

　　可惜，一到她的家门，就被张玉琴的丈夫刘海涛给拦住了。刘海涛对法轮功极度反感，大声埋怨：张玉琴迷信法轮功，不吃药不打针不去医院，弄得自己的病越来越严重，快不行了，你们还来折腾她。

　　刘海涛还说：“张玉琴患的是肺结核病，传染性很强，万一传染给你们怎么办！”。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离开，执意要送张玉琴去医院治疗。

　　可这时的张玉琴仍然坚持不去医院，还坚信“大法”，相信“师父”，信任我们四个功友能够“救她”。看着身体极度虚弱、处在病危中的张玉琴，我们最终还是决定“集体发功”挽救她的生命。

　　就这样，我们把李洪志的“法像”挂在张玉琴的床边墙上。我在中间，四个功友并排坐在“莲花”垫上，“五心”朝上，微闭双眼，面对着躺在床上的张玉琴，开始集体“发功”为她治病。

　　我们四个人在心里反复默念着“师父保佑，请给她清理身体”。同时还幻想着“法轮”在张玉琴的身体上方旋转。一次、两次、三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过去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四个人的腿都坐得麻木了，可张玉琴躺在床上，紧闭双眼，仍然是一脸痛苦的表情。窗外的天色已经昏暗下来，刘海涛见我们折腾了半天，张玉琴也不见好转，就督促我们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四个人又来到张玉琴家。和前一天一样，刚刚坐下，再次准备“发功”的时候，躺在床上的张玉琴突然急速咳嗽，口吐鲜血，昏迷了过去。

　　见此情景，我们都傻眼了，慌张得不知所措，惊恐地离开了张玉琴家，连李洪志的“法像”也没来得及拿走。

　　我们不知道张玉琴的丈夫何时拨打了急救电话，只记得我们刚走出她家的门，医院的救护车就到了。眼看着张玉琴被救护人员用担架抬走，我们顿时感到了强烈的后怕和负罪感，灰溜溜地走散了。

　　五天后，听说张玉琴肺结核导致肺部穿孔，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了，年仅53岁。

　　噩耗传来，给我们四个人当头一棒，又悔恨又害怕。悔恨的是我们几个人相信了法轮功鼓吹的“练功能治病”、“圆满能救命”那一套骗人的东西，在张玉琴病重时还“集体发功”为她治病，耽误了抢救时机，不治身亡。害怕的是张玉琴的家人会责怪我们。因此，我们四个人谁也没敢、也没脸去参加张玉琴的葬礼。

　　经历了这次“集体发功治病”，葬送了功友性命的闹剧之后，我们四个人清醒了许多，对法轮功产生了怀疑，对什么“消业治病”、“法轮”、“法身”、“保佑”等等那些东西都不信了，从此也就不再练法轮功了，而且还多次到张玉琴家，向她的丈夫刘海涛和家人表示忏悔，经常给他们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刘海涛和家人知道我们因此不再练法轮功，也就谅解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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