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玉霞，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东堡集团会计，2006年退休在家。我的丈夫杨守华，生前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盐业公司职工。

　　由于长期的工作繁忙，丈夫身体一直不太好，肝部有炎症，需要长期吃药，他也为此苦恼不已。1997年8月，他们单位同事向他介绍了“法轮功”，还说练这个功不用打针吃药，包治百病。于是，病急乱投医的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接触了法轮功。

　　刚开始，丈夫花了不少钱购买了《转法轮》等书籍、录音带和一些练功用品。每天一清晨他就去参加集体练功，业余时间，他就在家看《转法轮》，期盼把自己的病早日练好，可效果一直不好。

　　功友告诉丈夫，要对“师父”绝对心诚，还要“去执著”。丈夫于是练功、“学法”更加“精进”。除了集体练功每天雷打不动外，每天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学法”上，白天读《转法轮》，晚上就一段一段地反复背诵，还经常熬到深更半夜，写“练功体会”。一心不可二用，由于习练法轮功，丈夫上班经常迟到早退，有时为了练功经常旷工，也不请假，家务事也不管不问。为此，我们夫妻之间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但每次都因为他的吼叫而不了了之，我也只有默默地流泪。

　　通过一段时间的练功，在心理暗示作用下，他“认为”身体肝脏部位出现短时期的“好转”，疼痛“减轻”。于是，丈夫更加相信“修炼”能治好他的病，还在集体练功后的“心得交流”会上谈“体会”。从此，他更加严格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真正的大法弟子，是不打针吃药”的要求，再也不吃药、不上医院看病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当时“身体好转”是有规律的锻炼和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

　　1999年7月，政府取缔法轮功后，我本以为他会就此停止练功，可他却想不通，经常对我说：“国家取缔错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强身健体有什么错呢？”此时我们家附近的法轮功站点辅导员通知他去北京“讨说法”，看他年纪还算轻，就委托他带队，乘火车去北京“弘法”滋事。幸好被单位反邪教志愿者发现阻止，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

　　2000年6月，我发现他身体明显不适，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恶心呕吐等症状。我和女儿动员他去医院看病，他不但不去，反而说：“医院去不得，医院看病会把病业压进体内，会造成更大的病。”就这样，他每天抱着病体，仍坚持练功，还经常偷偷参加功友的“学法”、练功。因他有一定文化知识，语言表达能力强，交流“学法”体会时，讲得头头是道，深受功友欢迎，功友们都夸他“精进”、“上层次”了。

　　然而，如此“精进”的丈夫，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2002年11月，由于丈夫痴迷练功后，长期不吃药，逐渐出现了肝部疼痛、乏力、消瘦等病状。没有办法，我和女儿强行把他送到市中医院就诊，医生用CT扫描检查，经肝科专家确诊为：“晚期肝癌。”我一下子惊呆了，医生安慰我说，可以手术切除治疗。可是，准备动手术前，我再三与丈夫做工作，他就是不听，仍坚持认为他这种情况不是病，是“业力”。他不仅不同意手术治疗，也不同意住院保守治疗，非要回家修炼“消业”，还在医院大吵大闹，影响了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实在没有办法，中医院医生开出一些中药让他回家服用。

　　回家后，我将熬制好的中药端到他手中，他随手将药倒掉，并说：“我这不是病，有‘师父’为我‘消业’，病自然就会好。”我看他痴迷不醒的样子，气得经常流泪，他却无动于衷。

　　以前的“辅导员”说，要“消业”快，除了练功、“学法”外，还要“走出去”、“讲真相”。同时，送丈夫一本全市事业单位、居民住宅电话号码簿，对他说：“打电话向世人‘讲真相’，‘消业’与‘圆满’就在这过程中。”他信以为真，趁家人不在时，偷偷不停地向不固定单位和住宅户打骚扰电话，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我发现家中电话费每月至少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就劝他不要再向外打电话，家中负担不起这笔额外费用，但他不听，我只有到电信部门报停了电话业务。

　　2003年8月25日早饭后，他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难忍，瞬间不省人事。我立即和女儿将他送到市中医院急救，但为时已晚，急诊科专家会诊结果“肝癌患处因癌结节破裂致死”。

【责任编辑：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