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汤美琴，今年46岁，家住浙江安吉，现与丈夫一起在县城开了一家地板店。生意虽说还不错，但是我和丈夫都心知肚明，要是我们不练法轮功，不受法轮功的毒害，我们的生活应该会更舒适。

　　那是1996年的夏天，丈夫去南京见一客户，当时住在一家招待所。也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法轮功。回到安吉，丈夫比以前更忙碌了。他每天早出晚归，还隔三差五来回跑南京。我见他这么辛苦，就不解地劝他道：“别把身子累坏了，生意么，过得去就行了。”丈夫乐呵呵地朝我点点头：“知道了。你就放心看店吧，我没事儿。”我也只好不再多说。不过，我心里知道：丈夫虽然经常在外奔波，偶尔也有一些推不掉的应酬，但他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熬夜，唯一的爱好就是习武健身，所以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然而，不到两个月，我似乎觉察到丈夫还是较以前有些异常：他睡得越来越晚，有时候午夜12点了，他还在堂屋静坐。我忍了一个多星期，实在受不了了，便质问他。他也经不起我的再三盘问，终于和盘托出。他说，他正在练法轮功，是一种比气功更厉害的功法。那是他去南京出差时有幸接触到的，而且那里有很多人在练。他还说，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法门，不“信”是练不了的。因为我一直反对他看武侠书，练气功等，所以他就没跟我提及，怕再一次遭到我的叫停。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也就没太在意，似懂非懂、模模糊糊地应允了一句：“哦……”毕竟他从小就喜欢这些，我之前的反对也是不得已的，不是怕他沉得太深而影响做生意嘛！我转念一想：如今客户稳定了，生意也算红火，也就由着他吧！我开玩笑似地对他说：“真有这么好啊，那你好好练吧！”

　　丈夫见我并不反对，就一把将我拉至跟前，从身后的方凳上拿过一本书，神神秘秘地跟我讲起了他所练的那套功法。当时，我真的什么都听不明白，印象深的只有这么一点：他说练法轮功就是要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好人就一定有好报。

　　就这样，得到我的默许之后，丈夫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了“研究与习练法轮功”之中。他不间断地往返于南京与安吉，与那里的功友交流练功心得。他回来后即把功友的体会讲给我听：功友们把“师父”说得很神奇，好像真有“神通”似的；他们通过练功也开“天目”了。他还给我讲练法轮功的人会得到“师父”的保护，而且“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我们一直忙于做生意，孩子的一切均由公公和婆婆照管，可我总是放心不下。现在看来，虽说没时间陪孩子，但我们可以通过练功来为孩子祈福，这是多么难得的功法啊！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已是1997年的春节。丈夫带我一起到了南京，在那儿我见到了他的功友们。其中有一位陈姓大妈特别让我感到亲切，她面容慈祥地对我说：“闺女，你也在练这功那。这功好哇！你看大妈的身子骨，越来越有劲了。以前胃病老犯，吃不香，睡不暖的，老用药也无济于事。这不，全靠‘师父’保佑那！”我听了将信将疑。可在南京这段日子，接触到的功友差不多都说这样的话，听得多了，我也似乎抱定了一种决心：好好练，“师父”的“法身”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从南京回来，我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在店里看管生意觉得特别无聊。便经常拿出《转法轮》看看，有时看得入迷，顾客来买东西，也爱理不理的。春节过后，店里生意本来就淡，有时候我干脆把店门一关，独自一人在里面打坐、练功了。

　　记得有一次，丈夫从外边回店里，发现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当他叫醒我的时候，我突然双手抓住他的衣袖，双膝跪地，拼命呼喊：“‘师父’，我终于看见你了，你可得保佑我们那！”丈夫的拉扯让我回过神来，他迫不及待地追问我：“小美，你看到什么啦？是不是‘师父’在帮你‘消业’？”经他这么一提醒，我就把刚才梦见的情形一五一十跟他说了。我们俩完全沉浸在练功带来的快慰中了。

　　从此，我对练功开始逐渐痴迷。只要一有时间与机会，我就和丈夫交流练功体会，丈夫不在，就去找别的功友。丈夫也会把他在外交流的心得带回来，说给我听。我仿佛觉得，我太幸运了，自己得到“师父”的庇佑更多：我几乎天天能梦到“师父”，听到“师父”的鼓励，看到“师父”在点化我。于是，我把家里的积蓄全拿了出来，让丈夫去印发资料，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了解大法，走进大法，习练法轮功。

　　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7月，法轮功被国家取缔了。我惊呆了：我辛辛苦苦练了这么多年的功法，怎么会是害人的呢？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我可以说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么些年，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大法，学习大法，我耗尽了全部的积蓄，也放弃了更多赚钱的机会。我不图名不图利，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个好人，为家人求个好报，却从未害过人那！我觉得天快要塌下来了。当时，亲朋好友来劝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不能再练法轮功了。可是，我们却把这些看成是“魔”的干扰，一句也听不进去。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与挣扎，我与南京的陈大妈联系上了，决定和他们上北京讨个说法。

　　九月底的一天，我到南京打算在陈大妈家住一宿，然后商议去北京。当晚到南京已是九点多了，来到陈大妈家时已近11点。可令我诧异的是，陈大妈家大门反锁。情急之下，我只好在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找了间避风的破房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我才从她邻居那儿打听到，原来陈大妈昨夜因心脏病突发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在南京我唯独知道陈大妈的地址，其他功友无法联系上，就只好悻悻地返回了安吉。我暗暗告诉自己，这也许是大法对我们的考验，“师父”是不会不管的，如果自己能经受住这场考验，或许就会如“师父”所说，“上层次”“得正果”。为了让自己过关，我就偷偷地在家里修炼。丈夫把“师父”的法像供在阁楼上，每天磕头膜拜。为了掩人耳目，白天我在下面静坐，丈夫在阁楼上“学法”；晚上丈夫去外面与功友联络，我就到楼上练功。从此，我和丈夫全身心地“学法”、练功，将之前的竹制品生意渐渐地放在了一边。

　　2001年仲夏，丈夫突然得到信息，说“师父”在国外“讲法”，我们似乎有了新的希望。于是，丈夫买来了电脑、打印机，这些都是用家里可以变卖的物品置换来的。后来，我们又将以前店里积压的竹制品作了清仓处理，换成了一麻袋一麻袋的白纸。“师父”说了，这是我们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的机会，“圆满上苍穹”嘛。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孩子要读初中了。公公婆婆催丈夫把孩子送到离我们家近的学校读书，也好方便照顾。可我们俩哪还有这份心思，好说歹说最后实在没办法，也就应承了下来。虽说孩子在身边，却一直没时间与他聊天、谈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从来不闻不问；孩子的衣服脏了，也没时间帮他换洗。我想：“只要我们好好修炼，‘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照顾好孩子的。将来我们有一天得道了，就可以帮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放下对孩子的“执着”，不能在孩子的问题上分心，否则会前功尽弃的。

　　为了表示我们坚持修炼的决心，2002年底，丈夫通过网络发表了“严正声明”，还向法轮功组织递交了2000元捐助款。

　　从2003年开始，“师父”要求弟子“走出去，讲真相，救度世人”。为此，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们就开始了下载、打印、复印等工作；每当夜半天黑，我们就把事先印好的法轮功资料散发出去。虽然夜晚静得可怕，走在昏黄的街灯下，影子也挺吓人的，但一想到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为了表示对大法的虔诚、对“师父”的奉若神明以及表现自己的“精进”，我们可以说是小心小心再小心了。然而，可怕的事终于降临了。当我和丈夫将一麻袋的传单统统粘贴到了小区路灯的电杆上、居民楼道的墙壁上、房间的大门上的时候，我们已把自己送进了死胡同。显然，我们已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

　　在社会志愿者的劝导下，经过长达数月的内心挣扎，我们终于有所醒悟，特别是在南京陈大妈悄然辞世的事实面前，我们俩才从噩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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