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泉阳，1963年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王营子乡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走出山沟，跳出农门。终于，就在1982年9月，我如愿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陆军学院，成了我们村里第一个吃上“皇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军官。这件事很快就在全村家喻户晓，当时我的高兴劲和父母的自豪感可想而之。

　　1986年6月军校毕业后，我作为品学兼优的优秀学员，被学校推荐到沈阳军区原赤峰守备区司令部做通信参谋工作。面对自己从小就向往的军营，而且又是人人都羡慕的军级机关，我感到骄傲的同时，也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最向往的事业上大展身手，成为一名合格的参谋。于是，我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机关的专业学习和实践锻炼中。由于我虚心好学，专业基础又扎实，加上工作尽心尽力，很快就熟悉并胜任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因完成工作突出，多次得到领导的表扬，职务也不断得到提升。然而正当我踌躇满志想在军营里有所建树的时候，是法轮功无情地侵蚀了我，并让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那是199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到红山区东郊植物园里散步时，看到一群人在植物园东侧的一个角落里打坐。好奇心促使我走过去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是在练法轮功，其中一位领头人很热心地告诉我：“这个功可神奇了，练这个功，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还能为有病人清理身体，消除病业，达到无病无痛的境界。”听了领头人的话后，一向好奇的我觉得自己有咽喉爱发炎的毛病，抱着治病的心理，便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当时就买了本《转法轮》及练功磁带和光牒等。回到家中就按着那人的讲解照着法轮功的光牒练了起来。

　　刚开始修炼那会儿，我还能单位家庭两不误，即能做好本职工作，还尽力做些家务事。可是好景不长，随着修炼法轮功的痴迷，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对工作不像从前那样上心，对家里的事很少关心。一听说哪里有会功的，我就一下来了精神，再重要的活和事都阻止不了我去参加那些活动。我见人就说“练法轮功好，我的咽喉炎病都练好了”（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有好转），甚至还劝说别人修炼法轮功。一旦听到谁说法轮功一句不好的话，我就特别不愿意，就跟他们理论。特别是我对法轮功的“消业”说深信不疑，不但自己咽喉发炎及感冒等病都是拒医拒药，硬抗了过去，而且几次孩子感冒高烧输点滴，我不但不管，还认为这是“业力”造成的，并阻止妻子给孩子治疗，气得妻子没少跟我吵架。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对同事、亲戚、邻居的好言相劝我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总认为来劝我的都是常人，是在阻挠我修炼，而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人家一样。后来甚至反过来劝人家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弄得那些好心的人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我像得了魔怔似的，虽然碍于面子和自己的军人身份没有同政府公开对抗，但一直以来始终在家偷偷地练功“学法”。

　　妻子劝我赶紧到医院看一下，我说我没有病，身体不好可能是在“消业”，如果吃药就是不相信“师父”，就不是“修炼人”，就不是“师父”的“好弟子”；也可能是因为我练功不“精进”造成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是听妻子的劝告去医院诊治，而是想通过加大“学法”练功力度，期望得到“师父”的保佑，消除我的咽喉病痛。

　　就这样在病痛的折磨下，我艰难地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法轮功的书籍我没少看，与功友没有少交流，法轮功一直坚持练，可任凭我对法轮功如何虔诚都无济于事，咽喉肿胀的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表现为吞咽越来越困难，说话越来越吃力，声音越来越沙哑。但我还是相信“师父”会保佑我平安无事的，就是坚持不去医院治疗。直到2004年7月，我的咽部肿胀得到了水米不进、呼吸困难、不能说话的程度。妻子看再拖下去问题严重，就找人强行将身体虚弱的我送进赤峰市医院。

　　经过检查，诊断出我得的是咽喉癌。虽经医院及时手术，转危为安，但由于我的咽喉连同音带已切掉，再也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说：“你的病是因为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造成今天的结果，如果发病初期就来治疗，一般是不会有问题。”

　　如今我虽然早已从血的代价中认清法轮功的骗人真相，彻底醒悟，但我受到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

【责任编辑：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