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之夜，我为病榻上的母亲轻轻地掖好被角，望着神志不清的她沉沉睡去，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

　　我母亲名叫崔连荣，汉族，1945年12月17日出生，初中文化，河南省方城县城关镇某街道居民。我们原本是幸福的四口之家，父亲精明勤奋，有经商头脑，一直做着各种各样的小生意。母亲勤劳善良，勤俭持家。靠着父母的一路打拼，我和哥哥衣食无忧，我们家由乡下搬到了城里，过上了富足的幸福生活。正当我们编织美好憧憬的时候，一场灾难正在悄然降临。

　　1997年6月，父母听信一位亲戚的劝说，稀里糊涂地加入了法轮功组织。他们不知从哪里买来了法轮书籍《转法轮》和一些光盘、练功服、坐垫，还有李洪志的画像，温馨的小家一下子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练功场。父母亲不但自己练功，还经常邀请“资深功友”到家里“讲法”练功，有时一直练到深夜，每天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全是“消业”、“圆满”、“飞升”、“上层次”之类的神乎其神的词语。父亲不再认真的做生意，整天抱着《转法轮》念念有词，用血汗钱买来大量的法轮功宣传品赠送给功友、街头路人，一次次向“辅导站”捐款表达虔诚。几年下来，家里已经是一贫如洗。母亲整天在地上打坐，一练就是七、八个小时，忘记了吃饭，忘记了休息，忘记了做家务，对我和哥哥不管不问，我和哥哥好像生活在天寒地冻的“严冬”。以前，我哪怕是一次小小的伤风感冒，母亲都要牵肠挂肚好几日。自从母亲练上法轮功后，彻底放下了“名、利、情”，我有时感冒发高烧，想吃上一碗母亲拿手的“酸醋面叶”都变成了奢望，一向亲密无间的母女形同陌路。

　　哥哥高考金榜题名，手捧着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兄妹高兴得手舞足蹈。但片刻的欢喜过后，哥哥立即收敛了笑容。他对我说，家里的钱全被爸妈用去搞法轮功了，没有钱怎么上大学呢？这时，妈妈走到跟前，不以为然地说：“‘师父’是‘宇宙主佛’，能隐身、能穿墙越物，想要啥就有啥，你跟着我练功，有‘师父’的‘法身’护佑，保你上大学!”听着母亲不着边际的话，哥哥阵阵心痛，说母亲中了法轮功的“邪”。母亲觉得儿子侮辱了“师尊”，顺手拎起一根木棍，朝着哥哥劈头盖脸地打来，大骂哥哥是“恶魔”，肯定要遭报应。哥哥伤心欲绝，愤然离家出走，为了筹集学费哥哥辗转到南方打工挣钱，吃尽了苦头，经历一番磨难后，拿着艰苦打拼挣到的学费，才算走进了大学校园。哥哥去学校报道的前夜，跪在母亲面前，苦苦的哀求她脱离法轮功，遭到了母亲的断然拒绝。翌日，哥哥带着遗憾和酸楚离开了方城家乡，忐忑不安地挤上了北上的列车。

　　哥哥上大学后，母亲的痴迷丝毫未减。1998年冬天，母亲正在打坐练功，突然晕倒，不醒人事。我将母亲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脑栓塞。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慢慢恢复了神智，嚷嚷着要护士给她拔掉输液针，在病床上叫喊着“‘师父’救我！‘师父’救我！”从此，她开始躺在床上练功、背“经文”，拒不配合医院的治疗。经过数日治疗，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稍微能下床行走，而她却认为这一切都是练功上了“层次”，感动了“师父”，“消业”出现奇迹了。于是，她执意要出院，相信“师父”能为她“消业”。更加相信李洪志的“消业”说，还不断跟我说：“人是不会得病的，人生病是因为有‘业力’，通过修炼就可以‘消业’。”父亲也极力怂恿，支持母亲练功“上层次”，铁了心追求“圆满”。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喜极而泣。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父母亲开始一点点的醒悟，渐渐地回归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父亲北漂到省城郑州开始新的创业，并且很快在省城站稳了脚跟，我们家又恢复了往日的盎然生机。然而，好景不长，一向体弱多病的母亲禁不住“功友”的多次鼓动，又再度练起了法轮功。母亲自此拒医拒药，脑血栓病症一天天加重。我无数次倒好开水，把分拣好的药片小心翼翼地递到母亲手里，都被她生气的洒落在地上，愤怒的把茶杯打翻在地，大骂我是阻碍她“圆满”的“魔”。

　　2010年3月，母亲突发全身瘫痪，口眼歪斜，我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把她送到了县人民医院。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她度过了危险期，但至今神志不清，无法辨认出自己的亲人。现在，已是67岁的母亲依然瘫痪在床，晚年将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我几乎每天都蹲在母亲病榻前默默流泪，拉着母亲的手轻轻呼唤：“妈妈，您醒醒吧！我是您女儿啊！”

瘫痪在床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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