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春娇，女，今年51岁，高中文化，黄石市第四人民医院退休职工。我曾经是一名十分痴迷的法轮功习练者，在痴迷法轮功的十几年里，为了追求自己所谓的“圆满”、“升天”，在李洪志“去执著”的影响下，我无心照顾女儿、关心女儿，让年幼的女儿长期独自相处，致使女儿心理出现障碍，严重自闭，自己这些年也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我是一个相信气功、偏爱气功的人。1986年与丈夫结婚，他是一个生意人，婚后时间不长，他就不怎么回家，再往后，他很长时间也懒得回家一次，对家里的人和事也从不过问。对他的行为，我虽然不想追问，但我的心里清楚。在对他心生怨恨的同时，我也将更大的怨恨转移到这个社会。既然个人无力改变社会，自己就干脆在气功里“调理”自己，让自己在虚幻的境地放松自己。

　　1996年底，丈夫回家时将一本《转法轮》甩在了我的床头。（可能在他看来，我越沉迷于练功，他就能越自由。）看到是一本气功书，我就很有兴致地翻看起来，当看到“社会上的人思想都不纯了，只有法轮大法是一块净土”、“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特性”等内容时，马上就与我的思想产生了共鸣。它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

　　从此，我除了上班，每天用2个半小时打坐，1个小时练动功，2至3个小时读《转法轮》。在《转法轮》心理暗示作用下，加上长时间做着相同的动作，并且在心理非常静的状态下听着舒缓的练功音乐，人的身体组织和机能十分轻松，有一种进入仙境、飘飘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反过来促使我对《转法轮》中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误以为李洪志的“法身”时刻都在给我“净化”身体，法轮功也时刻在给我“调整”身体。因此，我在内心把李洪志奉为“神灵”。而对几岁的女儿，除了给她做好一日三餐，其他的我全部由她自己。记得女儿几岁时多次向我提出让我领她逛逛儿童乐园，但我都以没功夫为由拒绝。女儿上学后也经常向我提出领她买课外读物、学习用品等，而每次我都是给点钱就了事。女儿的要求多次被我拒绝，让女儿多次在我面前撅嘴流泪。

　　1999年7月，中国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单位召开职工大会宣布政府决定时，我一时懵了，一百个不理解。《转法轮》里说得这么好，怎么会被取缔呢？叫人“做好人”有错吗？正在我愤愤不平的时候，医院党委书记又找我谈话，说我作为一名中层干部，应该服从中央决定停止练习法轮功，书记的谈话更加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我说宁可不要工作也不可能放弃修炼，我毅然决然辞去了职务，申请了休息。

　　回到家里，我自认为是个“自由人”了，整天将自己关在屋里，仍然按我过去的练功“作息时间”练功打坐，而读“经文”的时间，却从过去的每天2—3小时延长到了5—6个小时。

　　2000年初，一位同修给我送来了李洪志的一篇新“经文”。“经文”中说到：“我赎了全人类的罪，才使人类活到今天”。“我读了所有法轮功练习者生生世世所遭的一切罪，一切业，是叫你们在大法遭受磨难时，你们能站出来维护法，去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众生”。读了这篇“经文”，我深感应该为“护法”、为“救人”付诸点具体行动，于是，我决定进京“护法”。在进京的头天夜里，12岁的女儿依偎在我的怀里，劝我不要去，不要丢下她一人在家，她流着泪对我说，我不在家她会很怕的。女儿的请求，并没让我改变进京“护法”的决定，只是在家里备足了面条、面包、方便面等食品，让她自己料理自己。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带着7名“同修”从黄石上了去武汉的班车。临出门时，女儿将自己关在自己的小屋暗自哭泣，对我的嘱咐没有任何回应。

　　武昌火车站候车的时间里，我坐下来在脑中默默回忆“师父”的“经文”。在回忆到“专修大法弟子将来要在常人社会中云游”时，我马上决定不坐火车，沿着铁路旁的防护林走到北京去。在路上，我们风餐露宿，饿了就在小店里买点饼干、面包，困了就靠在防护林的树干上打上一盹。一个个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直走了7天才走到河南郑州，实在无力继续支撑，我们又从郑州上车进北京。到北京后，我们直奔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静坐、练功、打横幅，而当场被警察抓获。而在我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女儿思念母亲，整日借酒浇愁，并用锐器残害自己的身体。我的行为，在她年幼的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回到家里，女儿用仇视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再也没有理我，而我觉得自己经受住了“师父”的考验，“上层次”了。看到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消瘦了许多的女儿，我的内心虽有短暂内疚，但马上意识到，这个情关必须得过。所以，心里根本就没将对女儿的伤害当作一回事。第二天年近80的老母亲从乡下赶来，跪在我面前声泪俱下的说，我摊上了一个不顾家的丈夫，家本来就不象个家，而我却为练功又不管年幼的女儿。她要我看看，原来那么天真活泼的女儿如今到了什么程度，喝酒、自残、不与人说话，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母亲求我为了家，为了女儿放弃所谓的“修炼圆满”。

　　母亲那时的劝说对于极度痴迷中的我来说无济于事。为了捍卫“宇宙大法”，为了自己能够尽快“圆满”，人间的法律，母女间的亲情在我看来已算不了什么，我坚信“师父”、坚信法轮功，我要发誓修成正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继续着自己的修炼，还不断地按照明慧网的指令和功友们传回“师父”指令的要求去做。

　　2006年3月的一天，我又看到了“师父”在一篇“经文”里面说的这样一段话：“我讲法的时候，天上的那些佛、道、神他们都是跪着听的”。读了这篇“经文”，我深感自己对“师父”不敬，连天上的佛、道、神都跪着听“师父”的讲法，自己是一介常人，有什么理由不跪着读“师父”的“经文”呢？

　　从此往后，我就每天必用2到3小时时间跪着学习“经文”，没有新的“经文”，我就跪着背《转法轮》。在这期间，李洪志不断出台“经文”来蛊惑我们这些练功人：“走出来的大法弟子是伟大的，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在李洪志的蛊惑下，也是个人“圆满”私欲的驱使，我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上网下载，制作传单。很多大法弟子看我有文化，有能力，极力推举我承办《黄石真言》的编辑、印刷。2008、2009年，我独自编印了14期《黄石真言》。因为成天不是自己练功打坐背“经文”，就是上网下载编印“资料”，对女儿的学习、生活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女儿的心理自闭已经相当严重。娘家哥哥多次劝我送女儿去看医生，而我却以一句“人各有命”或“‘师父’早有安排”敷衍过去。

　　2010年3月，单位将我送到武汉心理矫治中心进行心理治疗。系统的心理疏导和学习，使我最终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

　　从迷潭中醒悟过来的我深刻认识到邪教对社会、对家庭、对人的健康的危害，也深刻体会到政府为挽救我们表现出的极大宽容，所以主动参与到了反邪教志愿者的行列。而惟独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因为我的自私，伤害了女儿。虽然现在将女儿送去接受心理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我的心里却十分懊悔。

　　如今，我最想对女儿：女儿啊，妈妈愧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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